评论 | 何清涟:江泽民时代的三大关键词之一:腐败

202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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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何清涟:江泽民时代的三大关键词之一:腐败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
路透社资料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五位中共总书记,除了健在的胡锦涛与现任习近平之外,三位已经作古。但江泽民与胡赵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骥于邓小平时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之下,赵的家族至今还处于受打压状态。因此,江泽民在朝有习近平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野有无数只听过江时代传说的年轻一代怀念称颂,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这样一个江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用三个词足以概括:腐败、开放、相对宽松。

腐败让中国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旧体制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我其实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尽述,书的章节标题足以概括江泽民时代的腐败与活力——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哪个领域只要放开,腐败与活力立刻随之而来。

这一以权力市场化为特点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国后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权的特质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毛时代是垄断真理)。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市场,官员手中权力无法变现,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级别规定的特权。

邓小平改革之后,开始市场化,官员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代理人(家属、子女与利益关系人)在市场变现。

从中共革命开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为公,党成为全国唯一的资源垄断者与大地主;邓是用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权力及权力关系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将习近平自2015年来打击私企的措施计入内,那就是再用权力缓慢地化私为公(范围局限于企业)。

中国人对腐败容忍开始于江时期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声地为他发“好人卡”,许多人全然忘记江末期舆论急切巴望结束腐败的江时期、迎来胡温新政的迫切感,当然更不记得那时对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发大财有多痛恨。更让公众痛恨的是医院、教师、司法界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开始腐败,红包文化泛滥。

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持“腐败有利论”,最有名的名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现代化的陷阱》甫出,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声,个别人如天则所的张曙光,还组织人讨伐——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时代,总算有人开始省悟到腐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了侵蚀根基的作用,比如原来用“冰棍论”主张瓜分国有资产的人也开始反腐败。冰棍论是什么主张呢?就是说国企资产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会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紧瓜分。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镕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辟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么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松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系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儿园稚童的评价归类复杂。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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