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何清漣:中共信息管控的必然結果:無知之幕——南京大屠殺爭議暴露的社會問題

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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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何清漣:中共信息管控的必然結果:無知之幕——南京大屠殺爭議暴露的社會問題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
Photo: RFA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國外多數中文媒體能準確抓住告密與政治懲罰這兩個點,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與管控言論。但社交媒體、自媒體及一些中文網站則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不統一,將話題帶往這場大屠殺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極端一點的乾脆稱這是中共一貫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就此事的討論過程,讓我想起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這一說法。

中國的“無知之幕”是言論管控的副產品

所謂“無知之幕”一詞,來源多頭。目前通用的含義,來源於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做一次思想實驗:讓人們處在一種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品味、技能、社會情況毫無所知的情況下(無知之幕),假定這個社會當中有50%的奴隸。於是,參與思想實驗的人們將會基於這個假定來做出選擇。結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會哪個位置,一旦被“無知之幕”遮擋,都被驅使着從社會最不幸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中國政府管控思想與言論的本意,是讓受衆接受中國政府的思想灌輸。我研究中國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的灌輸已比毛時代的灌輸要精緻,主要採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謊言這種方式來做宣傳,欺騙性更大。但中國當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管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由於信息來源多頭化,最終出現了“無知之幕”的結果:既然政府宣傳充滿了謊言,那就乾脆設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騙者(即“最不幸者”),認定所有一切對社會、歷史的解說全是謊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被不少人認定爲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集中在受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旬,從這場中國人視爲國恥、國難的屠殺發生之後,世界都沒否認過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實從未否定,但將抗日的主角國民政府軍隊換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按這一主線來闡述歷史。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逐漸挖掘史實,將當年國民政府及國軍奮力抗日、死傷英烈無數的歷史一點一點地展示出來;而中共因統戰臺灣需要——藍營主體是國民政府、國軍人士及其後裔,也放寬了限制,對這段抗戰史局部進行了重新解說,儘管對中共抗戰的貢獻有許多誇張扭曲之處,畢竟有限度承認了國軍英烈們抗戰的貢獻。

但這種局部還原歷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還加大了部分國內民衆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信任。由於中共對自身建政以來的各種人禍,比如土改、鎮反、三年大饑荒造成的3000多萬死亡人數、文革、六四等,當局不是規範口徑,就是完全抹殺。由於網絡時代信息來源的多樣化,當人們接觸到多源信息後,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達到極致。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共的宣傳,除了標點符號之外,沒一個字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屏蔽中國人的“無知之幕”,其實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傳的中日關係變幻不定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Public Domain)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Public Domain)


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策不斷調整有關。1970年代以前中日關係處於冷凍期,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教科書、官媒、電影時刻提醒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衆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必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以戰爭賠款爲例,1955年3月,中國政府出臺《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佈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の対中國政府開発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的總額,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這些,中方不予宣傳,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項目所在地標上“日本援建”這類字樣,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據來源於當時清點受難者遺體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這一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事件,造成如今這種狀態也與當局不斷調整的宣傳政策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既是國史,也是南京作爲受害地的歷史,一直有專業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屠殺之後不久,多家民間慈善機構參與,親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羣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汪僞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除了最後這一條是估算之外,前三條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但一般公衆不會關注這些歷史事件。1990年代,兩位美籍華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創作將這一歷史事件帶入公衆視野:一是美籍華人畫家李自健1992年創作的歷史巨畫《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引起轟動;二是美國華人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成爲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位美籍華人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之作,當然在中國引發一段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熱,出版了不少書籍,比如《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都是那段時期翻譯出版的。但那時是傳統媒體時代,發言有門檻,媒體能夠發表的當然都是有質量的討論,討論者都有學養且認真做過研究。不象自媒體時代,完全沒閱讀過相關史料的網友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宋庚一說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30萬隻是一箇中國曆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被不少歷史虛無者當作證據引用,是網絡時代的特點。史實如下:國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證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頒發。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當時根本沒有身份證。

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佈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佈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份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網上流傳的沒有年代的《戶籍法施行細則複印件》第四章有關身份證的規定,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民國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摺疊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 [i] 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國民生活在言論思想管控的“無知之幕”下。在中國,這種“無知之幕”養育了兩類人,一類是中共需要的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小粉紅,一心要維護黨與政府;另一類是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的國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國儘快崩潰。前者是國內微博世界的主力,後者是海外中文自媒體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者的主力。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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