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何清漣：改革不改方向，變革不變顏色 ——《改革家習近平》評析（上）

上海的浦東是中國金融與商業的中心，中國總理李強去年曾經承諾，要持續深化改革與放鬆市場準入。圖爲浦東的單車騎士們在朝陽中一面休息一面拿手機自拍。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開過，外界認爲沒解決經濟問題，表示失望，還有的認爲這次大會改了方向。前者是將黨代會的功能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混淆了，因爲黨代會歷來主打政治方向與政策大綱，重心不是政府經濟工作。但如果說改了方向，那是因爲論者自己認爲中共的改革曾有個他想象的方向。這個問題，筆者想通過分析三中全會召開前發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習近平》，探討一下自1978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

從鄧到習的不變：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就沒有變過，如果有變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變化，只是框架內的調整。習近平的“改革”與外界期盼相反，就是這種框架內的調整，目的是爲了拯救腐敗透頂的中共。

對該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測，我同意《新華社特稿〈改革家習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該文犯了一個史實錯誤，將1978年11月安徽小崗村包乾到戶的改革功績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調研學習的習近平頭上，這是硬傷，必會引起痛詬。

海外對這篇文章當然是批評爲主流，批評點在兩方面：習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諛奉承。其實，之所以有這種批評，是因爲批評者早就將“改革”這個詞神聖化，他們的改革只有一種定義：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不以此爲訴求的就是假改革。

這篇《改革家習近平》，稱“習近平被認爲是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這是官媒首次爲習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來，是一篇寫得比較認真的頌聖文章，既然是頌聖，當然免不了拔高頌揚。但是關於習近平是不是當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謂改革內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體內容，這兩點決定了習近平是什麼類型的“改革家”。

討論“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內涵

從詞的原生意義來說，凡是觸動現存政治經濟格局、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稱之爲“改革”，其成敗與影響決定當時的評價，後世的評價80%以上基於當時的評價。只有一種情況除外：改革後政權的生命太短。

“改革”從一箇中性詞變成完全積極意義，是鄧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後，中國人與世界對“改革”的一種新的賦義，由此在中國的語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與“假改革”、“全面改革”與“跛足改革”之分義。我在22年前發表的長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 第1期，總第76期）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共對改革的賦義，早就不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爲目標，而是任何對現存秩序的變動，都稱之爲“改革”。

我爲什麼要特別指出這點？就因“改革”這個名詞，因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以新面目出現於世界並迅速崛起，成爲一個非常積極的名詞。那時候，全世界都有一個幻想：經濟改革必然引發政治改革。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是爲了解除美國政界反對中國入世的壓力，他那番講話，開創了美國中國研究圈兩個堪稱經典的中國預想：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這個中國預想影響的不止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幾乎是世界多數中國研究者。

有關“政治改革”這點，官方、民間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釋。中國官方將所有政府機構的變化、行政事權在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從鄧以來，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前後20年，直到習近平前十年，從來都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過憲法自賦的中共是中國人民的天然代表，擁有無可質疑的執政權力。這一點，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爲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歷經江澤民的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錦濤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再到習近平，都沒有任何實質改變，只是話語表達的變化，比如習近平表述爲“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道不變、志不改，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閱中共官方文件，我從來沒發現過中共要改變方向的表述，一點暗示與蛛絲馬跡都找不到。

習近平執政12年的改革具體內容

《改革家習近平》第一節第三段有這樣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喫的肉都喫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段話，我認爲是事實，因爲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中就論述過，鄧（胡趙）自1978年開啓的放權讓利、國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時代前期已經結束，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

所謂“皆大歡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時代的放權讓利與多龍治水格局。放權讓利，就是讓政府部門根據事權劃分行使資源分配之大權，這一過程產生大量尋租活動，形成官商合作體制瓜分改革紅利，這些紅利就是“好喫的肉”，中國在這段時期創造了數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羣體，約佔人口23%的中產階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鎔基“抓大放小”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爲中共留下了一筆寶貴資產，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業、糧食系統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寡頭壟斷型國企，這是溫家寶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錢。

所謂“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時期多龍治水（5-7位常委）、胡溫時期“九龍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在經濟上，是溫家寶5萬億救市加上幾十萬地方債的鉅額債務。習近平接班時，胡溫已將“改革紅利”食盡，當時太子黨成員張木生公開批評胡錦濤的無爲之治是“擊鼓傳花”，北京坊間盛傳的是“老太子黨”成員接班之後，必拿“新太子黨”（江朱胡溫兩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親屬）開刀，爲反腐祭旗。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比《紐約時報》更早）成了當時揭露高層腐敗的主要載體。

要完成這最難的人事清洗，習近平自然只能通過加強權力、近於獨裁的手段，才能與整個官僚隊伍爲敵；而且習近平必須尋求連任，不說永久執政，至少也得執政足夠長的時間。這就是習近平變多龍治水的集體領導爲個人專斷、黨內獨裁的背景。獨裁是種政治體制 ，形式有個人獨裁、宗教獨裁、寡頭（集團）獨裁、家族獨裁等多種形式，中共自建政開始，政權的獨裁性質沒有變過，只是從毛的個人獨裁變成鄧、江、胡的寡頭獨裁，習近平又將寡頭獨裁變成個人獨裁。江胡時代的中國國內政治確實相對寬鬆，但主要不是九龍當中有誰更“民主”，而是九龍的利益鏈條多，分割改革紅利的途徑多；更多的是國際環境所致，江時代說的是“與國際接軌”，與美國是“戰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與美國是“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由於中國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峯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中美關係降格成爲“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直至“經濟合作伙伴”關係。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江胡兩朝多少有點顧忌。習近平時期則處在“經濟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競爭對手”轉變階段，中美關係日趨惡化，打擊外國資本（尤其是有選擇性地打擊事涉“國家安全”的信息產業資本），這一切，被認爲是習近平要改變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舉。但其實與改革方向無關，最多算是收窄了對外資的“開放之門”。（待續）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