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何清漣：改革不改方向，變革不變顏色 ——《改革家習近平》評析（下）

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幾乎從零開始。

改革方案多達2千，每個都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改革家習近平》稱，“10多年來，中國出臺2000多個改革方案，經濟總量翻了一番多，並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位置”——考諸內容，其實多是事權調整、以及政府對某些領域的加強介入，但都稱之爲“改革”。這2000多個改革方案，就算是涉及國企改革引致的“國進民退”（2015年），以及後來略加調整的“發展與扶持民營經濟”，也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爲主體”的方向，無關政治方向。有關建設新農村、環境保護 等的“改革方案”，等等，從無一項涉及政治方向。

《改革家習近平》稱：“在改革方向上，習近平頭腦清醒。他用‘邯鄲學步’、‘畫虎不成反類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條’來警告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將帶來嚴重後果。‘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習近平強調，改革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段話中所引用的，就是從國內官媒上歷年登載的“習近平語錄”中的話語集錦，只要翻查《人民日報》頭版，就能輕易找到。

綜上所述，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後來的幾屆領導人反覆表述的內容，習近平的改革並未改變政治方向，反腐只能算是對江胡留下的政治經濟利益格局的一次大清算，學術一點的表達是“變革現存的政治、經濟利益格局，重塑了權力及利益分配機制”。在沒有新的官方表述出來之前，認爲二十屆三中全會改變了改革方向，那是論者認爲自鄧以降，直至胡溫的改革是以“改變中國政治體制”定位，基本屬於“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之論。

改革的目的是爲了拯救中共

《改革家習近平》是如此描述的：“他們（指鄧小平與習近平）肩負相同的使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但兩人面對的形勢迥然不同。”以我積長達40年對中國改革進程的研究，基本符合事實。

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幾乎從零開始。通過江胡兩代，中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行政權力管制下的市場經濟，我將期概括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專制政體聯姻的共產黨資本主義”（見《中國：潰而不崩》，臺灣，2017年出版）。

中共官場的腐敗與對腐敗的批判，幾乎從鄧小平時代就開始。1989年六四運動中著名的“反官倒”，就是反對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利用權力倒賣計劃物質賺快錢（Easy Money）；江時代對批判腐敗並未關門，但有官方尺度，上限是禁止評論“制度性腐敗”，即腐敗源於中國一黨專制體制。我當年撰文稱這是“制度性腐敗”，必須從體制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反腐，遭遇禁言。從習近平的言論來看，他同樣認爲腐敗不是體制性產物，是共產黨放鬆了思想教育，一大批被資本主義思想嚴重腐蝕的黨員幹部喫黨的飯、砸黨的鍋所造成，因此，他想通過反腐清黨整黨，“恢復黨的健全肌體”——從他的成長曆程中的思想資源來看，他可能認爲毛時代是不腐敗的（這當然不是事實），因此，他將反腐當作自己任期內最大的政治任務。《改革家習近平》總結爲“習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艱難中突圍。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籬。他說：‘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不過，鑑於中共黨政軍系統無官不貪這一背景，他這一反腐，幾乎成了黨內官僚集團的公敵；與此同時，他將各種異議視爲破壞國家安全之舉，特別嚴厲地鎮壓各種不同意見，因此也成了海內外中國異議者之敵。因此，在對待習近平的態度上，這兩大完全不同的羣體，在反習的態度上高度一致，在後者眼中，貪官奸商都比習近平可親可愛一些，集腐敗、欺詐等各種惡行於一身的郭文貴在海外民運圈曾得到廣泛支持就是一例。

權力產生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對習近平的反腐，一律評之爲權力鬥爭，那是反共心切；因爲不斷產生貪官，就認爲反腐失敗，也不算是平心之論。我這些年觀察下來，哪國都有腐敗，只是體制不同，對腐敗範圍的界定不同。比如西方國家的政治獻金（包括競選資金的捐獻），在中國則肯定劃入買官賣官的範疇。不同的是，中國反腐已成爲中共管治體系的核心支柱，西方的政治獻金則以是否違法區分。

習近平一生論定取決於兩大因素

一是內因。內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壽命。習近平執政，大概20年應該屆滿。這之後，他交班給誰，交班時的國內政治經濟狀態決定繼任者能撐多久。撐的時間越長，越有利於習近平。這道理只要想一下江澤民的死後哀榮就明白：人們因對現實的不滿，成數倍放大江時期的“德政”與好處。

二是外因。這個外因主要是國際格局的鉅變導致中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發生巨大變化。就在三年前，習近平因爲有過“東昇西降”的說話備受譏嘲，但一場俄烏戰爭，讓世界結束了冷戰之後美國獨大並領導全球的單極世界，形成美-中-俄多極世界。即使最不願意面對這一局勢變化的《紐約時報》，也於2023年發表了一篇《從俄烏戰爭到巴以衝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承認了美國一些地緣政治專家早就指出的現實：“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已就俄烏戰爭問題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軸心，三國追求在外交、經濟、戰略甚至意識形態上的合作”。全球南方國家（又被稱爲“77國和中國”）隱然奉中國爲領導國。

中共自鄧小平以來，就堅持“改革不改方向，變革不變顏色”，而且將這當作中國（中共）的核心利益，不可觸碰。最終結果是：曾經奉行“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對華方針的美國，到了拜登執政時期，國務卿布林肯多次聲明：美國對華外交不以改變中國體制爲目標，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更是稱，拜登政府無意重複此前對華政策中的“其中一個錯誤”，即尋求給中國體制帶來“根本轉變”。無論今後中國與國際局勢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習近平的歷史定位不會是“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家”，只是算是“中共在極度腐敗時期自救的改革家”。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