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存档
2012-12-31
中共十八大前后，一些对胡温早已或再也不抱希望的体制内外人士，出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和焦虑，以及出于对习近平李克强的善意期许，或隔山喊话，或坦诚上书，力谏和敦请共产党新的执政高层痛下决心，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理会胡锦涛的“两个不走”，顶风直言自己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不是用来巩固和改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而是促成制度变革、导向宪政民主的。
2012-09-24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一位白发老人看到“毛主席，人民好想您”的标语牌时，他先是说了三个字：“想个屁！”，接着表达了他的看法：“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旁的北航副教授韩德强听了，立马认定他是“汉奸”，并随即诉诸暴力、执行私法，先后搧了那位“汉奸”两个大巴掌。
2012-08-04
8月1日，“不锈钢老鼠”刘荻获德国笔会金鸽奖一事公诸于世。根据事先与刘荻的相约，我当天下午出门去观赏金鸽，归家已近午夜。第二天上网，见新浪微博24小时头号热博，是伦敦奥运赛场上的让球风波：八名羽毛球女运动员因“消极比赛”而被世界羽联取消继续参赛的资格。我于是连每天必做的功课——朗读《英语世界》也免了，马上调看于洋/王晓理和郑景银/金荷娜的比赛视频。真是不看还省心，一看直恶心。在这场“比赛”中，体育道德和竞技精神荡然无存，“比”的是谁的脸皮更厚，“赛”的是谁更铁心要输。“比赛”过程及“比赛”结果均表明，韩国队只能甘拜下风，中国队的确技高一筹。
2012-07-31
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被提起公诉后，《环球时报》随即专发社论，内中四提“法治”：“这一案件的依法审理，将会加强中国人对法治的信心”、“这一点做得越好，审理此案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正推动效果就越大”、“这是将法治变成习惯的一次体验过程”及“在事实上和人们的心理上逐渐促成法治社会的成熟。”应当说，《环球时报》的这些立论并非别出心裁，它们与4月10日官方授权新华社发布的观点是高度契合、完全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2012-06-29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上张千帆的《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一文，是一篇坦率直言、认真说理的好文章。其中，尤以对“宪政社会主义”所作的梳理和评述，更具针对性和启发性，也更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中最能体现张先生理性较真态度的是，他毫不遮遮掩掩地说：“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宪政社会主义’主张者恰恰对这个概念淡而化之、一带而过，只是笼统提到‘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社会所有制’是否就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如何实现所有制的社会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下高度集权或滥用公权？这些才是必须回答的真问题，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却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接着，张千帆先生尖锐地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其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实质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很容易造成政府集权（甚至极权）；名曰‘公有’，实为无人所有，最后一概蜕变为政府乃至官员个人所有。因此，‘宪政’和‘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
2012-03-12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功地读物理学方面的东西，如华棣先生的《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张志强先生的《物理学公理体系》和陈波先生的《宇宙万物惯性原理》等。然而，官方以多年未见的超强力度一波又一波营造出来的“学雷锋”氛围（所谓的“政改”，则10年死水无澜、不见动静），终于使我不能再淡定地沉浸在数理化之中，并且再次勾起了我对49年前“学雷锋运动”的一些终生难忘的记忆。
2012-01-20
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不好的社会？对此，人们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在众多说法中，我比较看好美国媒体人斯通的说法。他说：“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谤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根据他的说法，一个好社会的必备要素和核心标志，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拥有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基本自由。在这样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里，人们说真话并不需要勇气，也不必出于避恶趋善的道德要求和良心召唤，而只是人之天性的正常展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说真话不会招来公权力施于之祸害，自然也就不必为了避祸趋福而违心地说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