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存檔
2012-12-31
中共十八大前後，一些對胡溫早已或再也不抱希望的體制內外人士，出於對中國未來走向的關注和焦慮，以及出於對習近平李克強的善意期許，或隔山喊話，或坦誠上書，力諫和敦請共產黨新的執政高層痛下決心，開啓政治體制改革。我特別注意到，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理會胡錦濤的“兩個不走”，頂風直言自己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不是用來鞏固和改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而是促成制度變革、導向憲政民主的。
2012-09-24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北京的大馬路上，一位白髮老人看到“毛主席，人民好想您”的標語牌時，他先是說了三個字：“想個屁！”，接着表達了他的看法：“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一旁的北航副教授韓德強聽了，立馬認定他是“漢奸”，並隨即訴諸暴力、執行私法，先後搧了那位“漢奸”兩個大巴掌。
2012-08-04
8月1日，“不鏽鋼老鼠”劉荻獲德國筆會金鴿獎一事公諸於世。根據事先與劉荻的相約，我當天下午出門去觀賞金鴿，歸家已近午夜。第二天上網，見新浪微博24小時頭號熱博，是倫敦奧運賽場上的讓球風波：八名羽毛球女運動員因“消極比賽”而被世界羽聯取消繼續參賽的資格。我於是連每天必做的功課——朗讀《英語世界》也免了，馬上調看於洋/王曉理和鄭景銀/金荷娜的比賽視頻。真是不看還省心，一看直噁心。在這場“比賽”中，體育道德和競技精神蕩然無存，“比”的是誰的臉皮更厚，“賽”的是誰更鐵心要輸。“比賽”過程及“比賽”結果均表明，韓國隊只能甘拜下風，中國隊的確技高一籌。
2012-07-31
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案被提起公訴後，《環球時報》隨即專發社論，內中四提“法治”：“這一案件的依法審理，將會加強中國人對法治的信心”、“這一點做得越好，審理此案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正推動效果就越大”、“這是將法治變成習慣的一次體驗過程”及“在事實上和人們的心理上逐漸促成法治社會的成熟。”應當說，《環球時報》的這些立論並非別出心裁，它們與4月10日官方授權新華社發佈的觀點是高度契合、完全一致的：“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只要觸犯法律，都將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2012-06-29
《炎黃春秋》今年第六期上張千帆的《憲政民主應成爲基本共識》一文，是一篇坦率直言、認真說理的好文章。其中，尤以對“憲政社會主義”所作的梳理和評述，更具針對性和啓發性，也更有理論和現實意義。文中最能體現張先生理性較真態度的是，他毫不遮遮掩掩地說：“關鍵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而‘憲政社會主義’主張者恰恰對這個概念淡而化之、一帶而過，只是籠統提到‘以社會所有制爲根本經濟制度’。‘社會所有制’是否就是國有制或公有制？如何實現所有制的社會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經濟制度下高度集權或濫用公權？這些纔是必須回答的真問題，而憲政社會主義理論卻恰恰在這些問題上語焉不詳。”接着，張千帆先生尖銳地指出：“雖然‘社會主義’本身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馬克思的經典定義，其本質在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歷史表明，實質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國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很容易造成政府集權（甚至極權）；名曰‘公有’，實爲無人所有，最後一概蛻變爲政府乃至官員個人所有。因此，‘憲政’和‘社會主義’不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內在的緊張關係。”
2012-03-12
最近這段時間，我一直在用功地讀物理學方面的東西，如華棣先生的《挑戰愛因斯坦相對論》，張志強先生的《物理學公理體系》和陳波先生的《宇宙萬物慣性原理》等。然而，官方以多年未見的超強力度一波又一波營造出來的“學雷鋒”氛圍（所謂的“政改”，則10年死水無瀾、不見動靜），終於使我不能再淡定地沉浸在數理化之中，並且再次勾起了我對49年前“學雷鋒運動”的一些終生難忘的記憶。
2012-01-20
什麼是好的社會？什麼是不好的社會？對此，人們給出了許多不同的說法。在衆多說法中，我比較看好美國媒體人斯通的說法。他說：“任何一個社會，不論它的目的是什麼，不論它標謗的是什麼烏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男男女女沒有說出心裏話的自由，就不是一個好社會。”根據他的說法，一個好社會的必備要素和核心標誌，就是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男男女女擁有說出自己心裏話的基本自由。在這樣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里，人們說真話並不需要勇氣，也不必出於避惡趨善的道德要求和良心召喚，而只是人之天性的正常展示。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人們說真話不會招來公權力施於之禍害，自然也就不必爲了避禍趨福而違心地說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