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五四到六四——对维吾尔人的影响(一)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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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六四前夕接见“海外民运人士认识台湾民主人权”参访团。(总统府提供)
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六四前夕接见“海外民运人士认识台湾民主人权”参访团。(总统府提供)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西方来的是伴随新思想的新式教育(Jadidism);自东方来的是伴随侵略战争的血腥屠杀和饥饿。

——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情报部长、前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长孜亚﹒塞麦迪(Ziya Semedi)

6.4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纪念活动一个接著一个。本人作为一个维吾尔自由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及海外民运,也经常参加海外民运参与组织的各类纪念聚会、研讨会议,以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今年六四临近,也不例外,收到了海外民运各界各朋友们的邀请参加纪念聚会、研讨活动等。上周,我应香港华人民主书院台湾方面的邀请,参加了在台湾台北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更新与路径探索》6.4三十周年研讨会。

令我遗憾的是,研讨会宣言不仅没有谈论任何有关维吾尔、图伯特等民族问题,居然连已成为目前世界主流媒体焦点、且被西方各国政府政要及学者强烈谴责的维吾尔集中营问题也没有提及。

开幕式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轮到我提问时,我尖锐的批评了组织者,并质问中国的民主可能躲得了维吾尔、图伯特民族问题吗?要求民运早点抛弃这种鸵鸟式做法。当然,组织者极力为自己辩护,说是一直以来在为各民族发声等等。

在接续的两天半里,每一场研讨会后的提问环节,我几乎没有拉一场地提问,每一个问题都和维吾尔问题相联系。这可能令一些人不舒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得不回答。我通过这种极端方式,使得参加这场研讨会的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每一个人认识到目前维吾尔人生死存亡的危机是任何人都无法绕开的一个焦点。

参加研讨会的各界人士、学者在谈到89六四的同时,也谈到了五四,谈到了六四对五四民主、科学精神,也即“德先生、赛先生”的继承关系。实际上,在受到邀请后,我也准备了一个演讲稿《五四到六四——对维吾尔人的影响》;尽管未能在研讨会上宣读,但我还是借其他机会阐述了我的观点。

尽管中共编造的历史一再的强调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并将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维吾尔新式教育及其后的维吾尔农民起义,归因于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

但实际上,因为满清在维吾尔地区长期实行的是不同于对中国的藩属统治,即不干预地方事务,而且还阻止汉人移民,存在的学堂教育只为满清军政官员子弟服务,偶尔有一两个维吾尔高级官员子女也只是为了能听懂统治者的语言。

当时的维吾尔教育,以宗教教育形式进行,所以直到中共1949年占领前,维吾尔知识分子受的教育使得他们除精通本民族语言外,还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在熟读安萨里《宗教学科的复苏》和萨迪老人的《蔷薇园》《玫瑰园》中受的教育,而且使用的文字印刷品都来自中亚、印度和土耳其。可以说,直到中共1949年的占领之前,维吾尔的教育和满清统治者的教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而辛亥和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对维吾尔人没有任何影响。

对维吾尔人的近代自由新思想完全是来自西方。这个西方,对维吾尔人而言就是中亚、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新思想是伴随新式教育Jadidism自中亚传来的。

民族复兴和新式教育的思想火花是于1883年起,伴随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马伊勒﹒嘎斯普阿里在喀山出版的《翻译》杂志传入维吾尔社会的。

当时的《翻译》杂志在喀山出版,却最远向东发行到哈密,最西发行到伊斯坦布尔;维吾尔知识分子不仅和中亚知识分子而且是和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知识分子读着同一份杂志,思考着同一个民族复兴的问题。

维吾尔新式教育学校,最早是由办实业而在维吾尔近代历史留下深远影响的、阿图什维吾尔人木沙巴耶夫家族,于1885年在阿图什的伊克萨科乡开办;学校除了有宗教科目之外,还第一次开设了数学、地理、社会学、体育、音乐等课程。为了培养新式教育师资,木沙巴耶夫家族还于1898年第一次送去几名维吾尔学生前往俄罗斯受教育,1904年又向土耳其送去了20多名学生出国留学;再后来,又在伊犁兴办了维吾尔女校、职业培训学校等,还重金聘请一些俄罗斯人、土耳其人任教,也包括一些在土耳其受教育回来的维吾尔人。

木沙巴耶夫家族不仅是维吾尔新式教育的先驱,而且还是维吾尔工业化萌芽的促发者,他们在伊犁建起了第一家现代皮革厂,第一家发电厂,商号等等,设备都是直接从德国引进的。当然伴随工业化也带来了新思想。

可以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时,维吾尔人也正在经历一场凤凰涅槃式艰难的民族复兴改革运动的探索阶段。但因为维吾尔人文化、传统、信仰和历史处境的不同,维吾尔人的民族复兴改革的探索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不仅毫无关系,而且完全不同。维吾尔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是要引进新思想、新式教育,使维吾尔民族跻身世界现代民族之林,而且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即摆脱殖民统治。因而,维吾尔民族复兴运动先驱所面对的敌人也比五四运动中国先驱所面对的敌人更为强大、更残忍、更血腥!

当时的殖民政权就利用并串通愚昧的维吾尔保守派,向新式教育及其倡导者发起了无情的攻击,甚至不惜采用暗杀和公开屠杀手段残酷杀害了维吾尔民族复兴运动先驱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麦麦提力﹒陶菲克、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等。但维吾尔新式教育最终还是占住了脚,为维吾尔人培养了一大批大无畏的近代知识精英,他们使现代维吾尔人在腥风血雨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进入现代民族之林的同时,还顽固的保持了其民族特性。

五四和同时代维吾尔民族新式教育的建立及其引发的民族复兴运动,是两个并行但相互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运动;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也不知道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民族复兴;但马列主义却改变了这局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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