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维吾尔种族灭绝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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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维吾尔种族灭绝 2020年10月1日,维吾尔族示威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抗议中国新疆政策。
(路透社)

至2018年,新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可怕:这时候,已经有几位逃离新疆的维吾尔人开始在美国国会做证;哈萨克斯坦也有哈萨克人开始讲述集中营非人待遇,讲述集中营里的暴虐酷刑和死亡。维吾尔、哈萨克人被大规模抓捕拘押于集中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批维吾尔各界精英或失踪或被判重刑,海外维吾尔人亲人在拘押中死亡的消息,也频频传来。

海外的维吾尔人开始如热锅上的蚂蚁,以组织形式、以个人身份,奔走呼吁,讲述正在发生的暴行,试图唤醒世界,拯救面临民族危亡的维吾尔民族。

当时,西方大多数媒体、国家、非政府组织,包括维吾尔人组织还都在使用“人权危机”来描述中共对维吾尔人史无前例的暴行。

大概是2018年底年底,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邀请我们几个维吾尔人去讲一下维吾尔人危机。我当时一直在研究应该如何描述这一场民族灾难,我想说这是民族屠杀,是一场种族灭绝而不是人权灾难一词可以涵盖的暴行,但要有证据和依据。

当时,作为维吾尔人,根据我所听到和看到的,我个人的遭遇,可以肯定说种族灭绝的证据、证词已足够。但依据在哪儿呢?我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司法依据。

我每天翻看搜集到有关二战大屠杀,讲述人权历史的各类书籍,突然在一本讲述人权历史的书籍里,我发现了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仔细阅读研究对比之后,尤其是对该公约第二条有关“种族灭绝”所列5项定义,和维吾尔人遭遇暴行进行逐一对比后,我确信,维吾尔人正在面临的是一场种族灭绝暴行!

我很快制作了一个以《可以称这为种族灭绝吗?》为题的演示文稿,大量使用搜集来的证据、证词,一一对照《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展开。

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第一次进行了演讲,不出所料,大家反应不一。会场提问阶段,就有一位汉人学生以肯定迫害,质疑我的种族灭绝结论。我告诉他,这是我依据搜集到的证人、证词及其他证据,依据联合国公约得出的结论。当然,任何人有权质疑,但在质疑之前,必须仔细对照公约研究证词、证据。还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维吾尔人权斗士,也抱持怀疑态度,觉得我的结论下得太早,继续使用会吓跑名人政客,因为“种族灭绝“是个大罪名,必须要小心使用。

但我认定我的判断没有错,继续不断根据新证据、新证词补充完善我的演示文稿,继续在各种场合演讲。

后来,先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一位负责人问我要去了我的文稿;再后来,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以及其他学者、维吾尔活动分子要参考。只要是有人问我要,我就发给他们,告诉他们可以自由使用。我自己则继续强调指出,这是大屠杀,是种族灭绝。

慢慢地,伴随各国记者冒险在新疆的调查报道,更多集中营证据浮出水面;再加上媒体报道的大量中国泄露文件,及维吾尔集中营研究学者Adrian Zenz利用中共网络资料,得出的中国正在使用强制节育,控制维吾尔人出生率的报告,使种族灭绝铁证如山。尤其是各国犹太人团体、大屠杀幸存者加入维吾尔人呼吁文明世界的队伍,更使得“种族灭绝”一词开始频繁出现于媒体。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7月,当时加拿大议会下属国际人权委员会在连续举行了几次听证会后,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根据他们几次的调查、听证,他们得出了中国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结论,并建议加拿大政府做出定性认可。

自此,“种族灭绝“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报告中,最终于2021年1月19日,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先生在其卸任前一天正式宣布:依据足够证据,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正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民族进行的是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据此,维吾尔人面临的灭顶之灾,以“种族灭绝”正式获得美国政府的定性认可。

相信很快,会有更多西方国家政府正式认定,并且将进入联合国讨论应对策略;中国政府也以“种族灭绝”的暴行,和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一起并列人类历史的暴政恶名榜。

但痛定思痛,这道路何其艰难。维吾尔人,以百万人的被关押,成千上万人失踪和死亡,整村、整村维吾尔人社区夷为平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血淋淋如山铁证,用去四年才说服美国上一届政府认定一个正在发生的暴行!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研究《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时,我又检索到了该公约原始起草人、推动者,犹太裔波兰法学家Raphael Lamkin的传记。我发现维吾尔人和犹太人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战开始,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俄瓜分,Lamkin先生在离开波兰之前,前往苏俄占领波兰他父母住处劝他们离开。当时他父母认为,他们只是一介平民,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战后,Raphael Lamkin教授寻找家人,发现全家十几口人只有一个弟弟幸存,其他全部都死在了纳粹集中营。

这使我想起,大概是在1997年的2·5伊犁大屠杀之后,我从伊犁探亲回来。石河子大学一位维吾尔朋友问我,伊犁情况怎么样?我说,和电影里看过的二战后的一些城市一样,破败、萧条,维吾尔人生活在恐惧中,每天惶恐不安。

他说:“咱们维吾尔人斗不过汉人,他们有政权军队、有枪有炮,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做老百姓,与其反抗不如顺从,还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

我告诉他:“维吾尔人自被占领起,一直也够顺从的,但文化、传统和信仰不是也还在每天被蚕食吗?在中国殖民者眼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维吾尔人的长相都会令他们不舒服。如果今天我们不反抗,不争取我们的正当权利,恐怕再过二十年,我们连自己家庭的命运都主宰不了!”

现在回头想一想,我的预言不幸成真。那些以为顺从就可以逃过劫难的维吾尔人,也失踪了,也被关进了集中营,也被酷刑折磨,也正在在集中营拘押中死亡!

Raphael Lamkin教授二战后期来到美国,倾其一生推动联合国通过他起草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据一些传记记载,他每天来到联合国驻地,见到联合国各国官员就讲述犹太人大屠杀及其他人类历史上的种族灭绝,讲述人类不能再让种族灭绝重复发生,只有通过公约承诺的“永远不再重复”,才能保证种族灭绝不再发生,并拿出他的公约草案要他们答应通过。

后来,当联合国会议最终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时,众记者寻找Raphael Lamkin教授想听一听他的感言,但都找不到他。最后,一位记者在准备离开时,发现教授席地而坐在联合国大楼一个角落,一个人正在默默地哭泣。

1月19日中午,当我看到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式认定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暴行,是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时,我也和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一起,伏案默默地哭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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