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我们村里的第一个汉人

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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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我们村里的第一个汉人 新疆伊宁县曲鲁海乡。
(马蜂窝/ 伊宁县曲鲁海乡中心小学)

我的出生地——曲鲁海乡,坐落于伊宁(伊犁)市东边稍偏南,距离伊宁市大约30多公里路。曲鲁海乡与自天山峡谷顺势而下的曲鲁海河相依而成,由东向西、由高而低,蜿蜒伸向伊宁县;因依山傍水,自然景色极为美丽。

处于天山大峡谷中的曲鲁海,流水潺潺,芳草萋萋,山脚下无数个泉水喷涌而出、清澈透明。尽管冬天乡村两边比邻的大山白雪皑皑,但山脚下的山乡却不是很冷,河水多数时候也都不结冰。夏天的曲鲁海更是绿树成荫,瓜果飘香,气候凉爽;因而,有一段时间,曲鲁海还曾是伊宁市名人绅士们夏季度假避暑的胜地。

到我70年代初离开曲鲁海为止,当时尽管维吾尔人的生活普遍贫穷,但因为曲鲁海每一家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园,夏天有新鲜水果、蔬菜的补充,冬天有储存各类干果添加,乡里的人都还能凑合吃个饱。

我爷爷的果园非常大,果园中间还有一条小河蜿蜒穿过。夏天,瓜果成熟的季节,是我们孩子的天堂:饿了,随便走进谁家的果园,爬树摘果子吃,或者向主妇要一块儿干囊,边走边啃;渴了,跑到河边或泉边爬下喝甘甜凛冽的山水。

那个时候,直到六十年代末左右,曲鲁海总人口不是很多,除了几十家哈萨克人和一两家回族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维吾尔人,整个乡里没有一个汉人。因而,乡里的共同语言可以说是维吾尔语,风俗习惯没有任何区别。

乡里几家回族人,也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住在我爷爷家对面,在供销社上班的一家回族人全家讲维吾尔语,他们的儿子瓦利和我们一起在维吾尔语学校上学。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他们都和我们一样,讲着同一种语言,过着一样的日子。似乎,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

和绝大多数曲鲁海乡维吾尔人一样,我所知道的、见过的第一个汉人,是李书记。没有人知道李书记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公社书记,还是伊宁县的书记。他也不住在乡里,似乎是住在伊宁县。他只是每次开会时出现讲个话,坐一辆吉普车,来去匆匆。他不懂维吾尔语,每次讲话都有一位维吾尔人给他翻译。

其他,我们只听说在伊犁及遥远的边境上的军队和兵团有汉人,但也没有近距离见过。偶尔也有过几次,解放军似乎是拉练远远穿过我们村子对面的大山,等我们小孩赶到时,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因而,汉人对我们当时的曲鲁海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乡里传说出现了一个要饭的汉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一开始,他能说几句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然而最令乡里维吾尔人惊讶和感兴趣的是,他会穆斯林讨饭者做“度阿(DU’A祈祷)”的手势,还念念有词。

我爷爷的家就在曲鲁海乡主干道上,院子大门对着马路,跨过马路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几户维吾尔人家及县供销社。那时候的维吾尔人家院子大门是敞开的,没有门;仅仅为防范牲畜乱窜,象征性用几根柱子穿插于大门两边的柱子上。

对着马路,穿过宽敞的院子是爷爷家,前有葡萄架、三面半封闭的亭子间。曲鲁海几乎每家维吾尔人都有一个亭子间,夏天用于喝早茶、吃饭等。我们家的亭子间直对着大马路,马路上过往行人可以看到,因而经常早上喝早茶时、晚上吃晚饭时,会有行人向爷爷打招呼,偶尔爷爷会邀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吃饭。

记得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喝早茶,我家大院门口出现了一个要饭的,两手举着像是在做“度阿”,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爷爷看了看,笑呵呵地说:“是个要饭的,把他请进来,给他一碗热茶,让他吃饱。”

我和叔叔跑过去,把他领进了亭子间,发现他不是维吾尔人,爷爷还是满脸笑容让他坐在身边,奶奶给他端上了一琬热气腾腾的奶茶。他边喝茶,边用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讲述着他的故事。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后来爷爷告诉我,这就是村里来的汉人讨饭者。爷爷告诉我,他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非常可怜。

讨饭汉人奶茶泡馕吃完后,在爷爷带领下和我们一起举手做“度阿”。爷爷很是惊讶,似乎也很高兴。自那以后好几天,爷爷都一直唠叨着:看哪,一个汉人,也学会了我们的“度阿”。

这个汉人就这样,成为了曲鲁海维吾尔人家的常客,今天我家、明天他家,他的维吾尔语也开始进步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他会治病,他开始给一些维吾尔人诊治疾病,后来人们开始叫他李大夫。

再后来,听大人们说,李大夫本来是口里什么地方的医生,因为出身还是什么原因,被打成了黑五类;李大夫受不了迫害,不得不抛家离子,一路走路、扒火车,历经艰辛,从口里逃难到了我们伊犁,最后流落曲鲁海。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乡里老人敦促下,村领导在乡村靠山的地方给李大夫划了一块儿地。李大夫有了家,不用要饭了。可以说,在一两年内,李大夫完全变成了维吾尔人,融入了曲鲁海维吾尔社区。他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维吾尔人来往,和维吾尔人一起做“度阿”。

又过了一两年,李大夫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来了,再往后他们的亲人来了。到我离开时,我们曲鲁海的汉人,从一个李大夫,增长到了6-7户汉人家。然而,除了李大夫还一如既往和维吾尔人来往以外,其他几家都似乎没有兴趣学些维吾尔语,也没有兴趣融入维吾尔人社区,而是开始自成一个社区。

到所谓“改革开放”时,曲鲁海的汉人由最初讨饭来的李大夫一家,急剧扩大成了一个汉人村!而且由于汉人拥有的政治权利、资金和信息的优势,很快越来越富,越来越有钱;而且移民汉人的地越来越大,房子也越盖越大。而维吾尔人的生活,总体有所好转,但折腾更多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

伴随乡里汉人村的扩大,乡村政府、派出所、税务所等各部门的汉人官员也多了。乡村官员开始了折腾,今天要规划,明天要开发,几年下来,维吾尔人的房子越来越破,世代为生的果园也越来越小。爷爷的果园也被瓜分,最后只剩巴掌大点一小块儿。

到90年代我回去探亲时,发现李大夫的一个儿子当了乡党委书记。尽管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但多数时候,他还是讲汉语,让维吾尔翻译给他翻译,官架子特别大,完全没有了他父亲讨饭时候的谦卑和可怜相。

90年代末,伊犁1997年2月5日维吾尔人和平抗议被血腥镇压的第二年,我回伊犁,来到早已是风声鹤唳的曲鲁海。一天,我悄悄问一位一起长大的维吾尔村长大哥,李大夫的儿子怎么样,对维吾尔人应该好一点吧?

村长大哥看看我说:“兄弟,他可是汉人官员,汉人官员有几个对维吾尔人好过?我们维吾尔人大概是太过于善良,太过于热情好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否太过于质朴单纯,被人们当成了傻瓜?你应该看到了,曲鲁海不再是你长大的那个山清水秀,只有维吾尔人的淳朴山乡了,好时光不再有了。”

再往后,我回过几次曲鲁海,但每次也都不怎么愉快。记得最后一次去,曲鲁海河已经干了,河床裸露,到处是石头,草地、树木都没有了,绝大多数的泉水也没有了。问了一下,说是上游修水库,还要在附近建工厂,截流了。村里人提水要去很远的山脚一泉水,曲鲁海维吾尔人吃水开始成问题了。

出国后,给叔叔打过几次电话,想了解一下小时候亲朋邻里的消息;然后,给叔叔和他的儿女寄了两次包裹,叔叔就杳无音讯了。后来听大妹妹说,叔叔的儿子在去取包裹时,被派出所拘押毒打。就此,我电话也不打了,和曲鲁海的信息也断了。

最近,我又辗转听人说,几年前,中国庆华能源集团在曲鲁海建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化工厂,招聘了几千汉人在那儿上班;而且,工厂的废水直接向曲鲁海河排放。我长大的那个曲鲁海山乡,已不复存在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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