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林保华:为习后时代超前部署

20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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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日,民众在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画像前拍照。(美联社)
2020年10月1日,民众在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画像前拍照。(美联社)

今年的中共国庆与中秋同一天,号称“双节”,但也让人想起“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会不会是习皇的最后一个节庆呢?

习近平将前华远集团董事长、红二代的任志强判了18年重刑,充分暴露习皇内心的危机感。此举也必然将他与红二代的关系陷于决裂状态而更难修补,从而抽掉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一切,就像45年前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一样,最后搞垮了自己。

1976年作为反毛政治象征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喊出了“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笑的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习皇,而且同出于那块两千多年前产生、实行严刑峻法的封建专制制度土地上。

根据前中央党校党建教授蔡霞的说法,一些还追求改革的红二代经过反思,提出了“去习、非共、变革、和平”的目标,能够提出“非共”,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个政党与体制的罪恶。但是如何去习,却要看他们的胆识。

共产党已经恶贯满盈,倒台将是天数,蔡霞的“和平”是中国民众对习后时代产生焦虑的安民告示。国共的史学家把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军阀割据乃至混战,描述的非常不堪,因而加深民众“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观念。其实,那个时代才是中国现代历史最进步的时代。倒是国共内战,尤其是共产党“统一”中国后的恐怖统治,才导致大量民众的不正常死亡。不过,为解除民众的疑虑,让习后时代的变革和平进行,现在应该超前部署,以免事到临头手忙脚乱。

其实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在2008年起草的《零八宪章》,就为共产党倒台后的局势做了布局。因此,它基本上仍然可以作为习后的变革纲领。然而问题还在习后由什么人来主持贯彻新宪章,或者说,这个“临时政府”将怎样组成?

除了习家军以外,目前“去习”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非共也势在必行。但为了临时政府能够比较顺利运作,我认为先行利用、改造旧体制,并筹备自下而上的选举:

一,改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鉴于现任委员长栗战书是习近平死党,必须予以撤换,由任志强出任(他曾经是人民代表),负责制定临时法规、监督各级政府运作、任命重要人事与筹备普选。为此,解除党禁、报禁、网禁。

二,废掉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但是留下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国务院及地方政府,以维持经济与社会日常运作。其中负责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门,交由熟悉运作并享有崇高威望的维权律师掌控。

三,废除中共中央军委会,党军改为国防军。在习近平已经不是国家主席情况下,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暂时掌控军队,所有军事活动处于停止、待命状态。

四,废除战狼外交,撤除相关官员,由过去支持吴建民外交路线的官员领导外交工作。

除习家军与党职之外,其他人事基本不变更,然后看他们的不同表现再各自调整。鼓励各地方政府朝向普世价值的改革与彼此之间开展良性竞争,为地方自治创造条件,这也是基层稳定的需要。

临时政府需要新鲜血液推动变革,他们包括各界具有改革意识与工作能力的精英。例如,参与制定《零八宪章》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支持改革的红二代、维权律师、NGO代表人物、受迫害的宗教界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良心犯等等。

习后时代是还权于民的时代,因此作为国会的人民代表大会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也须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在临时政府的组成与运作中,必须防止原来习近平人马的渗透破坏,也必须注意投机分子、野心家的趁乱混入,并且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与援助,例如保障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变革的指导,以及一旦出现物质匮乏的支持等等。

上述可能只是一场画饼,然而却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超前部署,作为抛砖引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变革,需要大家努力。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容忍共产党为非作歹而必须付出的。没有这个代价,中国人将永远被共产党所奴役,也为世界所唾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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