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曹思源病逝的消息，感到突然，因为他比我年轻；而且因为多年没有什么联络，不知道他身患绝症。
第一次见到曹思源，是一九八八年春天，那时他与四通集团总裁万润南访问美国后经香港回国。那时我在香港大学经济系（后来改为经济金融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协助系主任张五常教授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协助他与中国学者联络。
当时我也是报章的专栏作者，撰写评论中共的文章言论太过锋利，香港新华社对我很不满意，还有人打小报告到深圳市委说我有台湾背景（其实只是曾经在中报任职，并为中国时报系报刊撰稿），所以我的接待工作非常低调，深怕因此害到这些中国朋友，因此在专栏里也不敢提及。
当时中共吹嘘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就没有香港的繁荣，而许多中国朋友并不明白香港的实际情况，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会进行反宣传，对我来说就是反统战。当时中国还很落后，所以我有时会带他们逛尖东，尤其到丽晶酒店（现改为洲际酒店）的咖啡座欣赏璀璨的港岛夜景。当时曹思源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以“曹破产”闻名，那时企业要破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研究如何制定相关法规。
第二年北京爆发学生运动，作为著名民办企业的四通站在改革前列，因此也卷入学生运动当中。六月四日凌晨大屠杀之后，当晚我就接到四通朋友的电话，告知其实曹思源已经在六月三日中午出门买菜时失踪，也就是被秘密逮捕，要我写出来，避免被悄悄灭口。因此六月六日的香港《经济日报》刊出我在凌锋专栏之外署名林保华的评论文章“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失踪”，立此存照。
我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他是江西人，胖墩墩的身躯，头较大，说话爽朗，思路非常情楚，确实是研究立法工作的人才。在丽晶酒店的咖啡座，畅谈了一个晚上。他盛赞香港经济的繁荣，并且谈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则，那就是在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中，采用合法的程序。在理论上他主张彻底，但在做法上，要审时度势。所以今年年初有些知识分子要求释放异议人士的签名运动，他没有参加。但其后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他开了一个有关修改宪法的座谈会。在政治经济收缩的情况下，他的改革主张据说已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满。”之后他代人征集人大常委委员签名反对戒严令，该是他被捕的原因。
他被捕获释后，有一次到深圳给我电话，约我见面。我却因为黑名单无法入境，由我太太去见他，考虑他出狱后可能生活困难，张五常教授托带几千港币给他。我太太带回曹思源在狱中写的诗歌，因为那时还相当敏感，我不敢给他发表，以免他与“境外势力”勾结。
此后他组织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继续进行宪政改革的研究工作，包括建议共产党改名等等。
一九九七年以后我移居纽约，有一次他访问纽约，我们居然再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还是永远的乐观态度。我请他在唐人街吃饭，看他挺着大肚腩，我建议他应该节食，但是请他点菜时，居然是“东坡肉”。我只能与他妥协，因为我们在中国都度过大饥荒年代，对肉类的渴求深过海鲜与菜蔬。
曹思源回国后，我没有再与他联络，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日差，我不想因为我的政治言行而拖累他。我到台湾后，更失去联络，没有想到那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在《炎黄春秋》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曹思源发表“假如我是中共总书记”的讲话，除了再次要求修改宪法，取消“专政”字眼，还要求为六四重新定性与平反。显然，他在向习近平施压。
曹思源体制内进行宪政改革的主张，在中国民运内部也有人批评，甚至认为他在制造幻想。但是我非常了解他，支持他的做法。因为不论温和还是激进，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我都赞成，只要能推动中国进步。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宪政改革还是茫茫无期，曹思源真是死不瞑目。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