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参加一个游戏，在游戏中，你面前有三扇关着的门，其中一扇的后面有一辆汽车，选中后面有车的那扇门可赢得该汽车，另外两扇门后面则各藏有一只山羊。当你选定了一扇门之后，主持人会开启剩下两扇门中的一扇，露出一只山羊。然后主持人会问你要不要换成另一扇仍然关上的门。你会换吗？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主要争论之处在于，有些人认为换门之后赢得汽车的概率是三分之二，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无论你换还是不换，得到汽车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选择不换。
本文并不想讨论概率问题，笔者想说的是，假设你对概率一窍不通，而且你确实想得到这辆车，那么对你来说这个问题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换不换赢得汽车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那么换也没什么坏处；第二，换了之后赢得汽车的概率是三分之二，那么绝对应该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无论如何你都应该换门才对。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坚决不换呢？因为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得到汽车，而是证明自己正确——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在概率问题上的观点正确，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最初的选择正确，尽管他们最初的选择并无任何根据。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如果你关心的是如何实现目标，那么你会努力多方尝试，不怕失败。因为你知道无论你失败多少次都不要紧，只要成功一次就足够了。你也不会反对其他人的不同尝试，因为你知道自己可能是错的，别人的成功能够给你带来启示。因此，尽管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和方法，但是不妨让他们去尝试。
但是如果你关心的只是如何证明自己正确，你就会害怕失败，不愿尝试，只愿意做无风险的事，进行一些无风险的预测——要知道对于任何高风险或者创新性的事业来说，失败的可能性都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因此预测它会失败总是能赢的。而且你也不希望看到别人的尝试取得成功，因为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你的失败，别人正确就意味着你错误。
知识分子容易陷入这种致命的自负之中，因为他们把观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常常把概念和现实混为一谈。他们常常忘记，平面几何再完美，拿它来解决地球上的问题也是不对的。
举例来说，很多人喜欢说极权主义，却往往忽视了概念中的极权主义和现实中的极权主义相去甚远。概念中和现实中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是《1984》和《1985》的差别一样大。
概念中的极权主义，是领袖无所不知，老百姓一无所知。然而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是老百姓会翻墙会收听敌台，而领袖只能看下属送来的材料——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才不会让领袖知道呢！以至于有的领袖直到被民众起义推翻时还坚信民众是拥护自己的。
概念中的极权主义，是所有人——至少是整个执政集团团结一心，共同为了极权主义的大业而奋斗终生。然而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是执政集团中的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消灭内斗，而且由于极权主义垄断了一切资源和机会，这种内斗往往进行得尤其惨烈。
概念中的极权主义是不可改良，也不会爆发革命的，领袖主动放弃政权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现实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极权主义阵营的瓦解，正是领袖主动改革放弃政权的结果。
把概念中和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混为一谈的人往往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他们从极权主义的概念出发，说极权主义是不可改良的；又从极权主义的现实出发，说极权主义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翻。问题是，如果极权主义真的不可改良，又怎么会容许你通过社会运动来推翻它？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暴力/非暴力的争论之中：一个不允许非暴力抵抗的政权，又怎么会允许暴力革命？因此，这些人可以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一边唱着政治反对的高调，一边以不坐牢为底线，全然不顾极权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容忍公开的政治反对这一矛盾，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