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造成的精神创伤(刘荻)

201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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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荻
刘荻
Photo: RFA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心理动力学疗法和深度心理学协会的创始人,自1980年起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教教会救济会的心理治疗诊所的首席医师。他的《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一书论述了极权制度之下人们所经受的心理创伤和治疗之道。

在东德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们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需求从童年起就得不到满足,从小还受到严格的管教和压制,因此他们都很压抑,特别注重整洁和秩序,无法自如地表达情感,而且好多人还特别野心勃勃喜欢往上爬。这样的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他们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之中无数的普通人。他们拼命争夺权力地位金钱,是为了弥补童年时期生理和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心理缺失。他们十分渴望安全感,因为他们从童年起就从来没有过安全感。这些人很多都是强迫型人格,特别重视管理和整理,不能忍受自发的情感表达和计划之外的行动。在东德,柏林墙就是这种渴望安全和压抑心理的外在象征。而我们也有自己的墙。

反对派也是些有精神创伤的人。很多人其实是用反体制来表达对自己父母的不满。这种情况我国也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很多反对派人士(如魏京生、刘晓波、艾未未)的父母都是体制内人士,甚至是体制内高官。很多反对派人士都对自己的父母颇有微词,比如刘晓波就经常在饭桌上跟我们抱怨他父母。这并不是说反对派的存在没有意义,而是说明反对派如果要变得成熟起来,首先还需要处理自己的心灵创伤。

对于饱受折磨的人们来说,1989年底的革命就像是一次集体心理治疗。人们终于能够宣泄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的情感。列宁说(十分具有讽刺意义),革命是人民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人们撕下自己平日的人格面具,打破一切等级秩序,充分宣泄自己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像《东方红时空》和《分家在十月》之类央视内部晚会就是这样的狂欢节,在这些晚会上,演员们大肆嘲讽自己的领导和自己平时一本正经地宣传的意识形态,而领导们则坐在台下鼓掌。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狂欢节其实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对一个脆弱的社会来说,长期压抑的情感一旦宣泄出来,也很有可能会令社会崩溃。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在书中还表达了对东德非暴力和平转型的异议。他认为对“非暴力”和“和平”的强调不利于人们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作为一个对非暴力略有研究的人,笔者认为非暴力主要是一种工具,使用非暴力时应服从的是现实原则。笔者并不赞同像某些非暴力理论家那样,把非暴力神圣化(或者不如说是神棍化),以至于妨碍人们用安全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攻击性。笔者主张,为了让人们能够以安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不妨组织一些“搏击俱乐部”,这样可以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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