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作品反映的是災民理性（劉荻）

春節期間，劉慈欣小說《流浪地球》改編的同名電影大受歡迎。這部電影我沒有看，不過在網上看到一段劉慈欣和江曉原的對話，大意是劉慈欣問江曉原，如果世界末日來臨，只剩下咱倆和一位美女，咱倆只有喫了她才能活下去，那麼爲了人類的文明，你喫不喫？江曉原說他不喫，劉慈欣說他肯定會喫。有人說看了這段對話感覺有什麼地方不對：如果劉慈欣和江曉原把美女喫了，只剩兩個男人，沒法繁殖後代，人類文明還是要滅亡的。爲了人類文明的存續，顯然不能喫美女，而應該是讓美女在劉江二人中選一個來喫。據說劉慈欣是二人中比較胖的那個，那麼被喫的顯然應該是他。當然，劉慈欣被喫之前應該先留下精子，供繁殖後代用……

還有人說，劉慈欣的小說本質上就和餘華的《活着》差不多，講的都是逃難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災民理性，我覺得很有道理。《三體》也好，《流浪地球》也好，《黃金原野》也好，裏面都有一個逃難的意象，這一意象很有可能是來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民的生活。雖然劉慈欣否認自己的作品是在隱喻現實，但是他的作品很多都可以用隱喻的方式來解釋。比如，如果我們按照中國傳統，把太陽解釋爲隱喻國家領導人，那麼《流浪地球》裏面的太陽變成紅巨星把地球燒掉，就可以解釋爲“紅太陽”毛澤東發動毀滅中國社會的文化大革命；《三體》中的“亂紀元”可以解釋爲領袖之間爆發權力鬥爭導致天下大亂，“恆紀元”可以解釋爲只有一個黨一個領袖社會纔會安定……

西諺有云：“實現正義，哪怕天塌下來。”有人說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即使天已經塌下來了，也要實現正義，”並沒有爲了實現正義不惜讓天塌下來的意思。即使是後一個意思，在天已經塌下來的情況下還要堅持正義，也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世界末日面前沒有道德，很多文學作品都描繪過此類場景，例如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和傑克·萬斯的《瀕死的地球》。《瀕死的地球》的故事背景與《流浪地球》有點相似：太陽越來越紅，眼看就要變成紅巨星了，地球上的人類沒有未來，沒有希望，於是他們爾虞我詐、胡作非爲……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之所以不會這樣做，是因爲他們意識到，如果相互合作，今後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如果沒有了“今後”，那麼善行不會得到獎勵，惡行也不會受到懲罰，人人都會只顧眼前利益，今朝有酒今朝醉。這樣的世界會變成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霍布斯稱之爲自然狀態，其實這種狀態並不自然，人類的自然狀態就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

霍布斯認爲，最壞的專制也好過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世界末日面前的無政府狀態（並非我們所主張的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總是會給專制獨裁提供理由。自由民主和文明都是脆弱的，在世界大戰面前，就連美國都會逐漸走向獨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打破慣例連任四次總統）。在戰爭和世界末日之類的極端條件下，自由民主和文明都是很難維持的。因爲在戰爭中取勝的通常都是組織嚴密、擅長使用暴力者，而這種組織對自由民主來說是一個威脅。蘇聯解體之前，如果冷戰變成熱戰，那麼美國也很有可能會變成蘇聯那樣的極權國家，菲利普·迪克的許多小說都描寫過這一情形。

在極端情況下，人類確實會做出很多文明社會難以接受的行爲。人喫人的案例哪怕在二十世紀也並不少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期間出現過人喫人的事件（大衛·班尼奧夫的小說《賊城》中對此有過描寫），前蘇聯的古拉格中出現過人喫人的事件（犯人逃跑的時候要兩兩結對，其中一個預計要被另一個人當成食物）。中國59-61年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也發生過人喫人的事件。不過上述這些案例中的喫人者恐怕也不好意思把喫人說成是爲了人類文明。描寫極端情況下的人喫人案例的作品也有不少，比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美國法理學家富勒和薩伯的著作《洞穴奇案》也探討了在極端情況下喫人是否應該被判有罪的問題。除了人喫人之外，極端環境還有可能會造成一些沒那麼嚴重的情形：心理學家津巴多的“監獄實驗”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裏就把一羣心智正常的普通大學生變成了暴虐的“獄卒”和消極被動的“囚犯”。有人說這些行爲反映了人類的“本性”，我倒是更加認同津巴多所說的“不要把人在惡劣環境下的表現當成人類的本性。”極端情況只是極端情況，既不代表人類的“本性”，也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更不是在文明社會中理所應當的做法。湯姆·戈德溫的小說《冷酷的平衡》中殺死了一名少女，但也沒有說這樣做是爲了文明。西方的文學作品寫到不得已而喫人一類的主題時，總是充滿人性的掙扎，不至於像劉慈欣一樣把這事說得心安理得，甚至上升到爲了人類文明的高度。

劉慈欣的問題，就在於他把根據極端情況推導出來“黑暗森林法則”擴大成一種普遍的邏輯，當作整個宇宙至高無上的法則。根據劉慈欣的邏輯，即使今天我們並沒有面臨戰爭和世界末日的威脅，但是因爲文明會不斷擴張，而宇宙中的物質有限，所以人類“遲早”（這個遲早很有可能是億萬年之後的事了）都會面臨生存危機。因此人類爲了自身的存續，就必須把一切都建立在這個“遲早要發生”的生存危機上面。爲了億萬年之後可能發生的生存危機，文明、道德、正義、自由民主等等一切都可以犧牲。這有點像我們常說的“救亡壓倒啓蒙。”也像南斯拉夫電影《地下》中所講的那樣：戰爭已經結束了（或者億萬年之後纔會發生），但是領袖仍然欺騙人民說我們在跟敵人打仗，需要大家無私奉獻，自我犧牲，藉此來爲自己牟利。獨裁者需要讓人民內心充滿恐懼，因爲只有這樣人民纔會心甘情願地把權力交給他。所以獨裁者總說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總要備戰備荒，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個敵人出來。

文明社會要想維持下去，就需要人們對未來有一個穩定樂觀的預期。劉慈欣的災民理性和內心的不安全感無法給人類帶來文明，只會成爲獨裁者奪取權力的工具。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