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中说：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现在似乎可以再加上一句：行善即作恶。《1984》中把这叫做双重思想，其实对待双重思想也应该使用双重思想：如果双重思想是敌人所为，这是罪恶；如果是我们自己所为，则是善行。
最近莫之许与肉唐僧就送饭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关这一争论的细节，笔者不想多说。笔者更关心的是一位@malavivo先生的观点：送饭这件事情，“自带干粮灭火，自费维稳，花自己的钱和精力，干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同构镜像。”@malavivo先生认为，送饭既减轻了政治犯家属的经济困难，又消除了小资的参与焦虑，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使危机晚一天爆发，革命晚一天成功……总之，送饭就是为现行体制延续寿命，就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按此逻辑，刘晓波刘贤斌之类政治犯如果受到善待，对我们来说是件不幸的事，只有他们遭到虐待，对我们来说才是件大好事；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是为体制延续寿命，是我们的敌人，薄熙来王立军这样的贪官酷吏才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上访维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甚至包括89年的天安门学生请愿，都是在缓解社会矛盾，为体制延续寿命，都是我们要反对的，残酷镇压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和互联网上的言论空间都起到了维稳的作用，因此都是我们要反对的，只有中国退回到文革时代，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如果中国朝着台湾和韩国的方向发展，那是我们要反对的；只有中国朝着朝鲜的方向发展，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总之，这个社会中的一切善行和进步，都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一切罪恶和灾难，都是我们应该欢迎的。
彻底反对的逻辑就是如此，这样的逻辑貌似惊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这种逻辑其实是来自被斯大林等俄国布尔什维克奉为圣经的《革命者教义问答》：
“……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革命者注定是灭亡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在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科学……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这样的人要如何来进行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又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革命者教义问答》也说得很清楚：
“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一代新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反对派真的接受以上逻辑，那还有什么道义资源可言？
上述逻辑虽然荒谬，但是我们如何来反驳它呢？用心理学。
心理学上有个“登门槛效应”：如果能够先让对方答应你一个比较小的要求，然后再提出比较大的要求，对方答应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因此，送饭更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行动的门槛，而不是消除参与焦虑的减压阀。
行动会使人们更加坚信自己所为之采取行动的观点，因此政治运动的领袖们一开始总会通过一些风险不大的行动来聚拢自己的支持者，其目的显然在于鼓励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不是消除他们行动的愿望。初步的行动不可能马上达到目的，就像一口饭吃不饱肚子一样，但是难道这就应该反对吗？
关于在行动的方式方法上发生的争论，笔者只能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单靠任何一种方法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太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能性难以预测。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努力，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鼓励试错才是最重要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