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二八”到“六四”(王丹)

201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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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中县大里二二八纪念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台湾台中县大里二二八纪念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台湾的 “二二八”纪念日前夕,我应邀到东华大学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有幸与原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原国史馆馆长张炎宪,诗人孟浪和我敬重的作家,也是白色恐怖受难者之一的陈列老师一起,同台比较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与中国大陆的“六四”事件。会上,我谈了自己的四点感想:

第一,“二二八”与“六四”,都是一道历史的伤口,也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民族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记忆。现在在两岸都有人说,不管是“二二八”还是“六四”,毕竟已经是那麼久远的事情了,应当慢慢地淡忘。但是我认为,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转型正义都还远远没有彻底进行。

历史伤口的愈合需要有效的药物,而真相,道歉,反思和防范这些转型正义的内容就是最有效的药物。在转型正义没有进行的前提下,要求淡忘是不负责任的。更何况,历史记忆是民族主体性的根本,而历史记忆就是历史记忆,不能因为有些记忆带来光荣我们就永远铭记,有些记忆带来伤痛和冲突我们就轻言放弃。

第二,在围绕“二二八”和“六四”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人围绕数字问题做文章。在台湾,有人说,国民党政权杀了那麼多人,“二二八”事件只死了四万人是小Case;在中国大陆,最常见的为“六四”屠杀辩护的理由,就是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而绝口不提在长安街上死伤惨重的事实;或者抓住当时有人说死伤数万的事情,强调没有死那麼多人。暴政各有不同,为暴政辩护的姿态却是如此相似。

我认为,当权者用暴力镇压民众,死十个人,跟死十万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人血不是数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这样的辩护,背后暴露出的是冷血,是对生命的忽视。如果一个社会纵容这样的言论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而说这样的话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文明人。

第三,从“二二八”到解严,台湾正视过去那一段历史用了四十年的事件;而“六四”到现在,也有二十五年了。这样的比较告诉我们,正义有的时候是姗姗来迟的,追求正义的人,需要坚韧的意志和耐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反对派和人民有足够的坚持和信心,正义早晚还是会来到,这一点,对中国大陆的“六四”问题的解决很有借鑑意义,对我们是很大的历史启发和鼓舞。同时也要看到,在1987年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围绕“二二八”问题的讨论与动员化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推动了民主进程。这说明,历史问题不解决,就会仍然是现实政治问题并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我相信,“六四”对於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第四,我和孟浪来自中国大陆,姚嘉文,张炎宪,陈列几位先生是台湾人,我们同台比较“二二八”与“六四”两个历史事件,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多年来,我们一直呼籲两岸要建立公民社会之间的对话与联系,建构一个华人公民社会共同圈。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共同圈,要建立在什麼样的基础上呢?我想,共同的历史伤口,共同的对於民主自由的嚮往,共同的对於暴政专制的反抗,或许就是这样的基础之一。两岸人民之间不能只有分歧,也要找出共识,而历史记忆,民主政治,转型正义,就可以成为这样的共识。因此我认为,从“二二八”到“六四”,希望可以成为连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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