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熱郵:關於“六四”問題答網友問

2023.05.08
王丹熱郵:關於“六四”問題答網友問 1989年5月1日,前六四學生領袖王丹(圖中)在天安門廣場上對現場的外媒發表演講。
法新社圖片

各位聽衆朋友,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日就要到了。這幾天,我在自己的社羣媒體上陸續收到一些對於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鎮壓相關的問題。我願意在這裏做一個公開的回答,供大家參考。

有網友問:我這裏有一個三十年的問題了。我當時看學生領袖和李鵬交談,電視轉播。我當時的感受是學生代表非常咄咄逼人,特別是吾爾開希,經常打斷李鵬。我當時的感受是學生代表沒有講策略,沒有玩一些所謂的政治遊戲,太直接,沒有妥協。當然,現在的我覺得,對中共,李鵬,我都覺得無法去尊重他們,他們不值得。他們被罵得好。但我的問題是:那次直播的見面,是爭取來的,不容易。如果你現在重新做一次,會有什麼做的不一樣?

我的回答:首先,我不覺得太咄咄逼人,沒有什麼禮貌不禮貌的問題。當時情況那麼緊張,政府做法那麼惡劣,根本就沒有尊重的基礎。何況,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是當局自己成天掛在嘴上說的,主人對僕人難道還要卑躬屈膝嗎?我覺得,我們現在說學生太咄咄逼人,說明我們有些朋友內心裏還是覺得政府就是主子。我認爲這樣的心態的打破,本來就是民主運動的目的之一。我們當時確實有意用平等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姿態,就是想做“行動的啓蒙”,告訴大家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其次,其實不管學生有沒有禮貌,都不會影響最後中共的鎮壓決定。不可能說,政府鎮壓,是因爲吾爾開希沒有禮貌。最後,如果要我重新來一次的話,我會說,要看對話的對方是誰。如果是趙紫陽和開明派,還是應當去對話;但如果是李鵬這樣的保守派,我根本就不會去跟他們對話,因爲他們不會真的跟我們對話的,也是不會說真話的。當時我們認識不到這一點,但是現在我不會再相信他們。

有網友問:六四時你做過最壞的打算是什麼?當時的學生能感受到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分歧嗎?你認爲同學們被趙紫陽利用了嗎?六四後,有沒有人想過武裝鬥爭,武裝起義推翻反動政權什麼的?

我的回答是:最壞的打算就是坐牢。1989年初我就做這個思想準備了,還請教了曾經坐過牢的任畹町。當時的學生應當是知道趙紫陽和李鵬有矛盾的,但是那時候的學生有一種強烈的自我約束,就是不要把黨內鬥爭放入思考的框架,不要被黨內鬥爭利用。這一點現在看來似乎是比較幼稚,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樣思考,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今天的社會運動,很多人也會希望遠離其他的政治因素的影響,何況我們當年的學生。這是無可厚非的。至於被趙紫陽利用,這是絕對沒有人想過的,整場運動,趙紫陽是被動的,怎麼可能有利用學生這樣的運籌帷幄? 至於武裝鬥爭,當時在鎮壓後,據我所知,不少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想法是想法,現實上可行性不大,所以後來就逐漸沒有了。

有的網友問:請問您認爲是什麼導致了六四鎮壓後中共沒有崩潰反而進入世貿發財,這是否給其他獨裁者樹立錯誤榜樣呢?您認爲沒有政治人物的默許甚至是慫恿,八九學潮會發生嗎?學潮,運動,革命,是否如托克維爾所說,只有在專制政權鬆動的時候纔有可能發生,在朝鮮或者今天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是否很難發生學潮呢?

我的回答是:六四鎮壓後中共沒有垮,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大問題,我不可能全面詳細論述,原因一定有很多。但我認爲至少包括以下幾點:第一,當時的社會雖然反對鎮壓,但是對中共體制還是抱有希望,沒有打算推翻政權;第二,血腥的鎮壓的確起到了恐嚇的作用,國家暴力發揮作用了;第三,鄧小平迅速通過南巡,重新開啓經濟發展的機會,轉移了矛盾和注意力;第四,國際社會實際上原諒了中共的屠殺行爲,當然他們現在應當知道當年的判斷錯誤了,但是當年的制裁只是做做樣子,沒有真正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關於托克維爾的理論,我認爲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並不是絕對的。這裏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果控制太緊,走到極端,人民就是兔子,也還是會反抗的,白紙革命就是如此。

有的網友問:請問您是否承認在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早晨有市民對軍隊的暴力鎮壓做出了暴力反抗?請問您是否認同對暴力的暴力反抗?

我的回答是:首先,這樣的提問—“是否承認“---本身就有問題,因爲這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這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我的答案是,當然應該。當人民失去一切合法手段之後,同時又面對無理的暴力鎮壓,憑什麼不能暴力反抗?難道躺在地上任專制政權屠宰嗎?沒有人希望用暴力解決問題,但是在我看來,事情很簡單,當對方只使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你的時候,你就只能用暴力手段回應。所以要弄清楚的是,是誰先使用暴力的?就此而言,當然是政府先開槍,人民才反抗的。當時學生和市民最大的共識,就是不要挑釁政府,所以絕對不會有學生主動先對軍隊使用暴力的問題。事實上,北大教授,北京大媽,都是用身體阻擋坦克,沒有任何暴力發生。是政府面對和平理性的人民,先採取了暴力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當然會進行反抗,也有進行反抗的權利。

有的網友問:北高聯的歷任主席(周勇軍、吾爾開希、封從德、楊濤)都是如何產生的?爲何沒有考慮進行普選?或者不具備條件?

我的回答是:當然是經過一定程度的選舉的,各校代表選舉產生。普選當時的確不具備條件,因爲運動還在進行中。但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進行民主的實踐。北大研究生會在李進進的推動下就進行了按照章程進行的選舉。北大籌委會的產生也是經過競選的,我和孔慶東都是發表了競選演說,然後經過投票才當選的。就是最後的撤退決定,也是經過用聲音表決的方式確定的。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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