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王丹：就“六四”事件答读者问（下）

“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之际，我在网上收集到一些问题，上周已经做出一些回答，提出我的个人看法。现在回答其他问题。

有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对当年学生下跪递交请愿书的做法非常不解。这是不是说明，民主运动还停留在‘公车上书’的认知层次？”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们不能拿几名学生代表的个人举动，来对整个学生运动的性质做整体性的判断。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也可以举出其他相反的例子：例如，学生代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会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不要说没有下跪，根本就是当面对峙，面对李鹏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畏缩的态度，这跟“公车上书”完全不同。其次，回顾历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当时几名学生代表手握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等了很久，但一直没有人出来收下他们的请愿书，任何人面对政府这样的冷漠，难免会情绪激动。会有下跪这样的动作，不一定就是封建意识的有意为之，而更大可能其实就是一时冲动。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一个戏剧化的动作，上升到运动的“认知层面”上去。

还有一位网友提问：“你是否认为八九六四的时候，时机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如果是五年之后，或是十年之后，是否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呢？”

首先，一个社会运动的时机是不是成熟，恐怕不是运动爆发的时候可以判断的。这样的判断往往要在运动结束之后，根据其结果，根据事后对运动发展过程的深入分析，才能做出。其次，八九民运爆发的时机是否成熟，还是要看这场运动的动机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如果像中共那样歪曲事实，指控学生走上街头就是要推翻中共的政权，那显然时机不成熟。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八九年时候的学生走上街头，只是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这个诉求在当时是得到包括党内一些开明派人士和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的。就提出诉求来说，没有时机不成熟的问题，那么多的老百姓上街支持就是明证。至于采取的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具体的社会运动的方式是否恰当，这当然可以反思和讨论，但与“时机是否成熟”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最后要回答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到运动后期，学生运动是否有失控的情况？是否有坏分子借机混入搞事？”。

坦率说，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发展到五月底，也就是运动后期，情况的确比我们当初预期的要复杂得多。在外地学生大举入京，中共内部各种势力都试图利用局势，不同的组织纷纷成立的情况下，整合意见、统一行动等等方面，都不如运动前期更加井井有条。但情况并没有发展到失控的程度，重大决定的做出都是投票的结果；广场上也没有大规模的混乱情况。这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参与者，有很强烈的自发维持秩序的意愿。至于所谓的“坏分子”，如果这位网友指的是中共的公安、便衣等等，那显然是有不少混入了广场。除了他们，我没看到有什么其他的“坏分子”。

关于“六四”事件的问题，我就简单回答到这里。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六四”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年年有这么多关于“六四”的问题和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