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王丹:一份值得反思的历史文件

2020.12.25
评论 | 王丹:一份值得反思的历史文件 坦克人的照片。(夏明推特)
Photo: RFA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最近,日本政府外务省公开了一批从1987年到1990年的26册外交文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包含了与北京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记录,而记录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这份政府文件载明:日本早在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抗议民众的当天,就已经决定要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向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极少在中国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上发言,因此这个消息也并不令人意外。但日本政府针对是否对中国进行制裁的问题的时候,进行的内部讨论,给自己的绥靖立场提出的一些合理化解释,却是值得拿出来做一番讨论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走到又一个低谷的今天,对当初的天真的想法做一个反思,对日本和西方国家都是必要的。

首先,日本政府的决策判断,是非常自我矛盾的。这在他们的官方表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国家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遍价值,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学生与市民,造成多人死伤,日本政府从人道观点无法容许。在这里,日本强调了价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认为,这次的事态基本上来说,是跟日本在政治社会体制与价值观迥异的中国国内问题,因此,对中国的谴责也该有个限度。这里的问题在于:既然是普世价值,就应当对不同的国家有相同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普世性了;但日本又说中国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所以谴责就要有限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次,日本政府不主张制裁的另一个堪称荒谬的理论是说,如果给予跟西方国家共同谴责中国这样的印象,将迫使中国走向孤立,从长期整体局势的角度来看,并非上策。言外之意,制裁不仅没用,反而可能逼得中国脱离国际体系。这套论述,其实不仅是日本外务省的绥靖想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熊猫派对华政策决策圈中也相当流行。事实证明这套论述有三个错误:

第一,面对如此重大的人权暴行,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应当把制裁是否有用放在第一位,而应当把不管有用没用都要制裁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道义立场,不应用算计得失的方法作为决策依据。第二,制裁是否有用,其实也不是短期可以看出效果的,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制裁没用就不去制裁,难道就是一个有用的“表达人道观点”的方式了吗?第三,当年日本很快就放弃了对中共的制裁,西方国家扭捏了两年后,也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放弃了制裁。但是这样的友好姿态,有没有把中国继续维持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国际体系内呢?或许从经济上讲,中国加入了全球化,但也并没有严格遵守全球化的规则;而从政治上讲,日本和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并没有让中国在政治上向国际体系靠拢,相反,中国在政治上日益倒退,对国内的人权迫害日益严重。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看到了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不愿意采取制裁措施,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这正是绥靖政策产生的恶果。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总是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就是不要逼迫中国,否则它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但事实是,1989年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并没有逼迫中国,而中国还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看来,西方国家太一厢情愿了。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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