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规模比较小，希腊和罗马很容易造成统一的大帝国，它的民主制也很快被帝国制度所代替。权威来自拥有大量奴隶和雇佣军的皇帝，法律体系也趋向于完美。氏族民主制逐渐退缩到了附庸的地位，人民和历史只看见了伟大的皇帝和将军。
这些庞大的帝国缺乏教化体系和权威的来源，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对外的能力也在逐渐退化，分裂和奴隶反抗在不断的发生。这个时候，基督教适时地进入到欧洲，起到了很强的教化作用，解决了内部的纷争和奴隶起义的问题。在这之后，欧洲才分裂为若干个小国。
虽然中世纪也有许多小规模的兼并，但宗教的力量使欧洲失去了改变奴隶制的动力。比奴隶制多一些人权的所谓的农奴制，一直维持到近代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宗教内部的想象中的人人平等，代替了社会身份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使这些小国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维持了一千多年，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也远远落后于中国。
中国之所以在这两千年里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遥遥领先于西方，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剧烈战争，发展出了更加先进的，更多尊重人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在农业时代开始发展的时期，这种制度除了更加能够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积极性之外，也比欧洲的奴隶制更加容易调节社会矛盾，拥有司法方面更多的权威。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八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变化很快，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频繁。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环境中，兼并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相对较小的欧洲。统治民族人口和被兼并的人口之间比例相差太大，不可能维持奴隶制度，而是发展出和奴隶制度不同的，在原有国土里保留原有权利体系的帝国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宗主国和被兼并国都有主人阶级和奴隶阶级，而被兼并国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低于宗主国，形成了三级结构。不同阶级在权利和自由上也是不平等的结构，在发挥聪明才智和劳动以及战斗的积极性上，也就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实力的重要原因。
由于国土辽阔自然条件优良，小国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等等原因；也由于没有一个宗教来解决社会矛盾，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内在矛盾，成为各国间竞争的主要和关键的条件。换句话说，如何提高自己国家人口的认同感和积极性，是国家生存的前提。各种学派的出现和热闹非凡，代表着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探索，起源于中原地区而在秦国得以实现的人人平等的法律体系，在发挥人们劳动积极性和认同感方面，超过了其它人权不充分的法制体系。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作变法的改革，使秦国在经济发展和军队战斗力上都优于中原各国。这种人人平等的法律之下的社会制度，战胜了各种人权欠缺的社会制度，很快就统一了中国境内的所有国家。
单纯依赖法律惩罚的制度，并不能获得广大被占领人民的认同。仅仅依靠暴力执行的法律体系，缺乏应有的权威，在被占领土上的反抗情绪很快就发展为造反的行动。单纯依靠法律和惩罚的秦国，只经过了两代皇帝就灭亡了。
在这之后的汉朝，继承了人人平等的法律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但是道德教化的缺乏，使得比秦朝宽容了很多的汉朝初年，仍然不能稳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和欧洲的宗教有着相同功能的儒家思想的教化运动，在中国官方的支持下兴起，成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两千多年很少变化的主要原因。
仅仅给与人们一般性的自由和权利还不够，和司法分离了多年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缺乏，是权威缺乏的重要原因。虽然教化可以做到使人们接受老天或者上帝赐予权威的理论，但是人们内心的认同却不那么完全。即使在人人法律权利平等的中国，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也是社会一盘散沙的内在原因。参与的权利，是现代西方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
西方人经历了几百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建立起了在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不仅仅是古代民主制的恢复，而是在新的文化和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它比古代多出了很多内容，以便适应人口的众多带来的信息交流的困难。
首先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它发展了古代在会场上讲演的自由，利用传播媒体使信息可以传达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它发展了投票选举的制度，越过了中世纪不能在广大范围内选举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了政党制度，使政治竞争成为决策优选和限制腐败的重要方法，从而保证了国家的竞争力和健康的内部政治。这是西方超过中国的原因。
遗憾的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共产党文化，恰恰没有学习人家的长处，反而学习了人家中世纪的短处，丢掉了很多中国自己的优点。这就是无知文人祸害中国一百年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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