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魏京生：懷念張思之先生

2014年9月16日，中國律師張思志在法國駐北京大使館就法律行業的變化發表演講。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有一篇文章說：張思之先生和鮑彤先生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結束的標誌。我深有感觸。兩位老先生有許多共同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了中國人的良心，代表了中國人的脊樑，代表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聖人標準--敢爲天下先。

我認識張思之先生，是因爲我的第二次被捕和審判。在被以監視居住名義非法拘禁了二十個月之後，精明的中共趕在年底西方人過節的時間，對我進行了第二次審判，並且給我安排了一位著名的律師做有罪辯護。

這位律師在我拒絕了有罪辯護後，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說：只能而且必須做有罪辯護，否則最好把他給辭掉。當時的那位法官不失時機地告訴我：我弟弟妹妹還給我請了一位律師，問我是否同意。我很驚奇。

那是因爲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被捕時，當局就隱瞞了家裏給我請律師的事情，硬給我請了一位官方律師。這位女律師在給了我一些指導意見之後，就要求我辭掉她。她顯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不得不要求我辭掉她。好心的法官在審判結束後，才把家裏請律師的事情告訴我，而且說這是上級安排。這次怎麼沒有安排了？結果沒幾天就把這個法官給換掉了。

新來的律師就是張思之先生。他上來就幽默地自我介紹說：他是個常敗律師。我笑着說我也沒指望能打贏官司，只希望他在不給自己找麻煩的前提下，起到內外溝通的作用。他很理解，並且馬上就開始審閱我的自我辯護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時間快要到了，他告訴我上邊可能不會容忍他給我辯護。他要我考慮好要轉告家人的話，下次來的時候告訴他。下次來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是上邊已經取消了他會見我的資格，有什麼重要的話只能這一次了。於是我們就討論了民運轉型的問題，也就是後來持續了多年的維權運動。

我們都認爲中國的民主化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可以利用維護個人權利的理由，逐漸在中國推行法制，爲將來的民主化打下基礎。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名正言順。在六四屠殺之後的恐怖氣氛下，是一條現實可行的路線。維權的範圍不僅是平民百姓，也應該包括受冤枉的上層人物。張老先生非常同意我的觀點。

這場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對於恢復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平等權利觀念。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多年的法律，是依靠製造迷信的，教主的意志大於法律的統治術。以共產主義之名傳入中國的邪教，適應的是專制奴隸制度。而建立民主自由的社會，只能是以人人平等的法律爲基礎。

張思之先生和維權律師們的工作，正是爲了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打下法律基礎。維護每一個人的人權，既是民主的基礎，也是民主制度的目的。逐步恢復中國傳統的法治文化，纔是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的現實步驟。

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反抗運動失敗的教訓，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有效的法制環境。縱觀各國民主化成功的經驗，無不以有效的法律文化爲條件。張思之先生敢爲天下先，在重大壓力之下推行恢復法治的運動。堪稱現代聖人。

他們老一代人逝去了，一箇舊的時代結束了。但現在年輕人的興起，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白紙運動只是新時代的序曲。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