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存檔
2017-12-24
爲了看看拉薩的聖誕氣象，我穿過朵森格路，拐到策墨林路，一直走到八廊學。確實，商場和一些賣旅遊商品的小店、一些在旅遊手冊上出現或夢想出現的餐館和旅社，那櫥窗、窗戶和門扇上，出現了紅撲撲、胖乎乎的聖誕老人的笑臉，出現了提前降落到拉薩的一朵朵雪絨花。但是一羣羣出現在拉薩老城的各地藏人，雖然穿着花團錦簇的長袍、戴着色彩繽紛的飾物，似乎給洋節日增添了幾許氣氛，我知道其實是與此無關的。其實也不用我多說，誰都知道每逢冬季，會有許許多多的鄉下農戶、邊遠牧人，風塵僕僕地趕到他們心中的聖地來朝佛，我會在後天晚上的帕廓街上看見他們，因爲“甘丹安曲”的無數盞酥油燈將照亮他們喜悅的臉。當然我也知道今晚有許多歌廳、酒吧將匯聚拉薩和漢地的許多時尚青年，頭戴尖尖的紅帽子，彼此祝福聖誕快樂。聽說也有帶着傳教使命的外國人，領着已被感化的年輕藏人，度過這個具有基督教意義的夜晚。
2017-12-12
今年即2017年，從3月至今，有七位藏人自焚，犧牲。
2017-11-28
就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調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結集出版的《殺劫》新版一書，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去年8月末對我所做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羅四鴒問我：對比你和你父親在同一地點拍的照片，有什麼不同？
2017-11-23
2015年3月11日，美聯社以“保留歷史記憶的人們”爲題，報道了包括我在內的居住北京的三位民間人士，多年來盡力記錄、保存、公開共產黨中國黑暗歷史的艱難工作。
2017-10-11
第二，那個女子何以會在達蘭薩拉如此飛揚跋扈呢？她難道不知這裏不但是流亡藏人的中心，更是在印度境內嗎？
2017-10-09
事隔數日，想起在Facebook看到的那個短短視頻，震驚仍未消褪。那是一箇中國女子，在印度北部流亡藏人聚居地達蘭薩拉，在尊者達賴喇嘛傳授佛法的大乘經院（又稱大昭寺）前，揮舞鋒利大剪刀，毀壞現場展覽圖片，更對幾位藏人動手動腳，算得上是暴力攻擊了。視頻不止一個，也有多張照片，見證這是10月1日發生的真實事件。
2017-09-30
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去年8月末發表的對我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羅四鴒問了我一個許多人都關心的問題：爲什麼你父親可以拍到這些照片？
2017-09-15
這裏要插入一個故事。而這將是在譯爲英文版的《殺劫》中新補充的一頁。先說十多年前，我開始從事依據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薩等地的採訪與調查，爲方便攜帶，更出於保護這批寶貴的歷史照片的安全，住在北京的王力雄將底片沖洗出來，再把照片複印在A4紙上寄給了我。不過這樣也就使得照片不夠清晰，以致一些細節被忽略，直到原照片印在書上出版之後才逐漸被發現。比如1966年8月間批鬥女活佛桑頂•多吉帕姆•德欽曲珍的照片，直到幾個月前在修訂英文譯本時，被細心的譯者問道：“背景裏那隻舉起的手中，那個方盒子可能是什麼？你在高畫質的照片裏看得出來嗎？”
2017-08-28
去年8月末，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之際，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對我的訪談，分三個部分連載...
2017-08-21
此刻想來，對於遠去異國十多年的阿嘉仁波切，我並沒有陌生感和時空造成的疏遠感，反而很是熟悉他的音容笑貌，這應該緣於在編輯他的自傳的時日中逐漸獲得的印象和感受。
2017-07-28
藏學家、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的一篇文章《死亡統計》（The Body Count）[1] 發表於2012年9月，指出“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圖伯特是否存在羣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2017-07-24
當今中國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是遼寧省作協副主席，他的父親曾是蒙古騎兵一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被清洗出軍界”。不過這位作家倒是帶着褒獎的口吻在文章中寫道：“內蒙古騎兵在結束40年代末的戰事後，60年代初期去另一個少數民族區域青海，成功地剿滅了那裏的戰亂。”[1]請注意，他說的是“成功地剿滅了那裏的戰亂”，沒有半點反思和曾經爲虎作倀的罪疚感。
2017-06-28
最早由蒙古人闢爲帝國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別稱，叫霾都。即霧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氣般的昏暗日子裏，讀完了楊海英先生髮來的《洋刀揮舞在圖伯特：蒙古騎兵現代史》中譯電子版。期間有幾次因事出門，我將書稿存入手機，一路上透過耳機傾聽朗讀軟件毫無感情地讀着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霧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彷彿再現幾十年前家園被毀的悲慘景象，我只覺心痛難忍。
2017-06-21
2014年夏天，我們驅車南蒙古全境萬餘公里，幾十個旗與盟都有停駐。對於我來說，蒙古這個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詞與形容詞的偉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過幾個地方，如額濟納旗、阿拉善旗、鄂爾多斯，都是匆匆而過。
2017-05-29
目前找到並已經披露的有55位自焚藏人（境內51人，境外4人；包括兩位傷者、49位犧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專門留下的遺言、寫下的遺書或錄音的遺囑，這都是至爲寶貴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