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歷史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唯色）

2013年5月29日中國西藏新聞網報道：“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修繕工程正緊鑼密鼓地進行。據瞭解，該工程在保護古建大院原有風貌的同時，把羣衆日常生活中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的危房進行仿古修建，建成後將作爲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復原陳列館。”

所謂“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指的是位於八廓北街，約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六世達賴喇嘛時期建造的頗章（宮殿）建築——衝賽康。最早名爲“平措繞旦班覺”。曾住過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控制過拉薩的和碩特首領拉藏汗、死於同門噶倫之手的首席噶倫康濟鼐，以及六或七任安班（“安班”是滿語“大人”的音譯，專指派駐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滿洲皇帝代表，又稱駐紮大臣，中文史料稱其爲“駐藏大臣”）。

衝賽康得名於安班入住之時，由引狼入室的攝政王頗羅鼐改名，意思是看得見街市的房子，也即臨街之廈。這裏其實是塊血腥之地。且不說之前就有康濟鼐的兩位夫人慘死此處，1750年，發生過兩位安班卑鄙誘殺繼任攝政王的頗羅鼐之子達拉巴圖爾•居美朗傑，繼而被藏人怒殺上百滿人和漢人的喋血事件。我在《消失的衝賽康的前世》一文中，對這一事件在藏史與漢史上完全迥異的敘述及評價有過介紹。

而在這次大規模“修繕”之前，衝賽康是掛着“拉薩古建築保護院”標牌的大雜院，但事實上，衝賽康歷經多次“舊房改造”，早已被毀去三百年前的原有風貌。除文革之前及文革中的破壞，由當局多次主持的“舊房改造”造成的破壞，據相關記載大致有：

1994年秋天，據目睹者廖東凡（原《中國西藏》主編）記錄，“拉薩舊房改造，衝賽康老屋已經拆得差不多了”。

1997年，據致力於保護拉薩老城的國際組織——西藏文化發展公益基金會（THF）的記錄，在西藏自治區一位副主席的批准下，在拉薩市規劃辦公室的主持下，衝賽康“被莫名拆除，1998年新建，此建築如今主要用於居住”。“其院落的主要部分還是在1997年被拆毀了——只留下沿八廓街的立面。在原建築立面的後面，1998年建造的一座四層住宅公寓代替了原來建築的一部分和院落區域……”儘管在成立THF的德國建築學者安德烈•亞歷山大（André Alexander）及同事們的努力下，修復了少量房間、窗戶和院門，但“古建大院”衝賽康還是遭遇了無可挽回的毀損，新建的公寓是混凝土鋼筋附加外表上的藏式裝飾。

衝賽康內有東院“節古夏”、中院“節古幾”、西院“節古魯”，所居住的近百戶原住民基本都是拉薩本地人，有些人家數十年前就居住於此，1997年對沖賽康的拆除遷走了一些人家，多數人家未被遷。當時，三個院門的其中一箇舊門被堵，改成商店，但舊門的印跡仍可見。1998年又新開了一個門，而此門位置正好是過去的郵政驛站。

2010年下半年，衝賽康被大規模地、成本不菲地“維修和加固”，僅存的三百多年老建築的外表立面被拆毀，不過還是沒有遷移原住戶。這幾年，有的人家將房子租借給甚至轉讓給漢人和回族商販。而轉讓費在這幾年飆升，有回族商人慾出資百萬元來求購一層的商店。沿街的一個個店鋪有賣地毯的、賣日用品的、賣工藝品的，以及畫唐卡和賣唐卡的畫室，後期還有漢地遊客開的畫室，被稱爲“藏漂”集散地。

2012年底，拉薩老城區又開始進行一番成本不菲的“整治”，這一次，衝賽康近百戶原住民全部被要求搬遷至拉薩西郊和東郊的“安置房”或廉租房，且受到包括居委會在內的各部門的警告，只好拿着很少的補償費（沒有店面的25000元/戶，有店面的5000元/平方米）不得不迅速搬遷。有幾家漢人和回族的商店不肯搬遷，聲稱曾付出高價轉讓費，但像他們這樣的“釘子戶”，沒有藏人敢當，之後則可能遂願而遷。

2013年5月14日的《西藏日報》發了一張衝賽康施工現場的圖片，並註明：“圖爲拉薩市城關區八廓辦事處八廓社區內的施工人員對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進行施工修繕。”顯然，這一次，甚至連“衝賽康”這個有着近三百年曆史的舊名、藏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

而這個已經被騰空的衝賽康，這意味深長的血腥遺址，將“作爲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復原陳列館”，實際上與在布達拉宮下面改設的那個名爲“雪城”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樣，是又一樁改寫西藏曆史的浩大工程，且更加添油加醋，無中生有，如官媒所報道的：“駐藏大臣衙門的復原陳列，可全面展示和介紹駐藏大臣制度的源起和歷史發展，以及歷任駐藏大臣在維護祖國統一、鞏固祖國邊防、促進西藏社會發展進步方面的積極作用。”

從十八世紀至辛亥革命的安班之歷史，正如王力雄在《天葬》一書中所寫：

“在長達一百八十五年時間裏，先後進藏的一百三十五位駐藏大臣（據該陳列館介紹是185年間約一百多任總計138人）……不可能在西藏掌握實際權力。”

“北京方面一直宣稱駐藏大臣是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的標誌，是代表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主權管理的官員”，但是藏史及藏人認爲，歷任安班“不過是滿清皇帝（及中國）的大使，負責傳遞消息而已，頂多對西藏政務充當一下顧問的角色，從來沒有實際權力”。“表面上，西藏官員對駐藏大臣表現得恭敬服帖，所謂‘外示誠樸’，實際行動卻是‘陰實抗違’，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國人的意志對西藏進行統治。”

也即是說，清代的駐藏大臣制度，作爲北京伸向西藏的一個“接口”，事實上是被西藏“架空”，“完全不聽從，甚至隔斷‘接口’”的。

但是，一個“古爲今用”的政治故事，隨着拉薩老城的“整治”被重新包裝，精心安排，已經華麗登場。既然如此，建議那些用強權敘述故事的人，務必於其中添加自1951年以降，西藏被“解放”之後中共歷任駐藏大臣的生平業績、輝煌歷史。怎麼能忽略黨的歷任駐藏大臣呢？他們一定比封建王朝的駐藏大臣（曾被黨唾棄、其實從來被黨藐視的腐朽之物）更加愛國，更加“維護祖國統一、鞏固祖國邊防、促進西藏社會發展進步”。抑或追認封建王朝的歷任駐藏大臣爲中共黨員吧，這樣才能證明愛國的傳承一以貫之，否則從歷史的垃圾堆裏搬出滿洲駐藏大臣爲中共佔領、統治圖伯特的合理性背書，儘管這纔是目的，但有點丟人啊！

而且，如果真的懷念“清政府駐藏大臣”，那麼應該將“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歷史最長的遺址——“朵森格”，即今天住滿“維穩”軍隊的西藏軍區第二招待所，設爲“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復原陳列館”，而不是把衙門歷史既短命又血腥的衝賽康設爲陳列館，顯然很不真誠，顯然又在造假，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且，如果真的懷念“清政府駐藏大臣”，那麼應該搞清楚，“清政府”究竟是屬於誰的。正如研究清史的哈佛學者歐立德（(Mark Elliott）所寫：“我們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於中國？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爲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份？”“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實體。即使在人口與地理上清朝與現代中國明顯重迭，兩者間也非密合無縫，而事實上有許多參差衝突之處。”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被改設“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衙門復原陳列館”的衝賽康，在1997年的毀滅性的“舊城改造”中，正是安德烈•亞歷山大及其基金會如虎口奪食般，從瘋狂的推土機下拼力搶救部分古蹟，否則，衝賽康很可能早就淪爲被改建成“索康商場”的索康府，如今再想變身爲陳列館就相當有難度了。當局應該感謝他們的工作，但荒唐的是，早在2002年就將他們永遠驅逐出拉薩了。已於去年初韶華去世的安德烈若健在，目睹他曾竭力保護的衝賽康而今淪爲政治用場，他一定會落淚痛惜的。

改寫西藏曆史的荒唐工程一個接着一個。“整治”之後的拉薩老城將會出現多少個改寫歷史的類似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呢？中國官媒稱當下“紅色旅遊”在中國成大氣候，“各地爲發展經濟打起‘紅色旅遊’大旗，領導人故居成爲了各地政府着力打造的重點旅遊景區。”拉薩及其他藏區沒什麼中共領導人故居，但是“紅色旅遊”同樣被着力打造，清駐藏大臣及病故於1950年代的藏人大學者更敦羣培，甚至早於公元7世紀的唐朝文成公主，都紛紛被改塑爲“愛國志士”，這雖可以創旅遊經濟之收，更可以獲意識形態之利，實乃愈加深入的殖民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