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三)

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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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文革中第一次“革命行动”即砸大昭寺时,在大昭寺讲经场的合影。(摄影泽仁多吉)
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文革中第一次“革命行动”即砸大昭寺时,在大昭寺讲经场的合影。(摄影泽仁多吉)

几次采访陶长松,但凡提及砸大昭寺,陶长松总是对我强调,其实有很多在今天招致非议的事情并不是当年那些学生红卫兵干的,因为红卫兵的成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的许多阶层,“他们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至于抄家、游街、斗“牛鬼蛇神”等等,按照陶长松的说法,学生红卫兵“并没有参与这些事情,就是砸寺庙时弄了一点儿,但还是遵照中央指示,中央怎么指示,就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如此说来,当年那些学生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时候似乎还是很有理性的。是这样吗?

在我的采访中,化名为久松的中年女子惊讶地认出了照片上的自己。在我父亲拍摄的一张红卫兵在大昭寺讲经场的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她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候她是拉萨中学初六六级的学生,年仅十七岁,本应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但因文革爆发,延后三年才毕业。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抬不起头。久松仍还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这样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文革时候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一般没有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目的,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在学校创办初期,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三十块大洋(银元),随后逐渐减少。而文革之前,分一、二、三级助学金,最高可领到十五元人民币。

与中国当时的情形相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被划定为“参加叛乱”(指参加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人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十三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1964年,“唯成分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1966年8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十二个班: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共计36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底层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人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55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人学生特殊化。

8月24日这天,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语文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

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这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的单位、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下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

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不过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加入了红卫兵。比如在我父亲拍摄的拉萨红卫兵砸大昭寺的照片中,有的女红卫兵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有的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当局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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