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这些有关大昭寺的文字与记录,纪念2月17日火劫(唯色)

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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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2018年2月17日傍晚,拉萨大昭寺发生火灾。然而,迄今整整一个月,仍不知那火是怎么燃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如何。难道不需要对社会、对公众有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诚实的交代吗?
图说: 2018年2月17日傍晚,拉萨大昭寺发生火灾。然而,迄今整整一个月,仍不知那火是怎么燃起的,那火造成的毁损究竟如何。难道不需要对社会、对公众有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诚实的交代吗?

其实多年前,1990年代后期,我专门写过大昭寺的导游解说词那样的文章。当时眼看着游客越来越多,不懂规矩,而导游张嘴乱说,大昭寺的僧人建议我写一篇讲解文字。那个夏天及秋天,僧人带着我,每个佛殿进,每尊佛像拜,历史上的事情,现实中的细节……那时我还没有电脑,用笔密密麻麻地写在A4纸上七八页。誊抄了两份,一份给了僧人,一份给了做旅游的朋友。还改成了散文《圣地中的圣地》和《帕廓街:喧哗的孤岛》,放在了2003年出版的《西藏笔记》一书里,其中这样写道:

“那时候,观世音的化身赞普松赞干布与度母王妃,就住在这朝暮可闻水声的吉雪卧塘湖畔,壁画上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是帕廓最早的雏形。像曼陀罗一样的祖拉康建起来了,无价之宝的释迦牟尼佛像住进去了,自称赭面人的岗坚巴像众星捧月,纷纷起帐搭房,把自己的平凡生活和诸佛的理想世界连在一起,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从来都是相依相伴,难以分离……”

“应该说,大昭寺不仅仅是一座供奉以觉沃佛像为主的众多佛像和圣物,使信徒们虔诚膜拜的殿堂。只要宏观地研究其布局,不难看出,它原来就是佛教中关于宇宙的理想模式——坛城(曼陀罗)——这一密宗义理立体而真实的再现。这为广大的信徒在尘世间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犹如慰藉人心的故乡,安息灵魂的归宿,也为远道而来的外地人认识西藏,并触及其精神之所在,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现场。”

我在2010年出版的《西藏2008》一书中也写到了大昭寺,有一节描写了在大昭寺度过的那些个藏历新年前夕:

这是幸福的时刻,沐浴之后穿上美丽的本族衣裳,带上家人许过愿的哈达,黄昏未至就到祖拉康;边念皈依经边拨动囊廓路上的308个转经筒,跟熟识的古修啦互道新年祝福,向鲜花丛中的嘉瓦仁波切法座顶礼磕头,听祈愿法会上翁则(领诵师)低沉的领诵和众僧悠长的合诵,等着从厨房跑来的古修把一勺拌有酥油、白糖和蕨麻的米饭扣在伸出的手掌上,别提多好吃,就怕被烫着;当时辰一到,殿门打开,无数等候在外面的信众像脱缰的野马一拥而入,因为太渴望朝拜金碧辉煌的觉仁波切,一些年轻力壮的藏人不排队,眼看着挤得人群东倒西歪,同样很有力气的古修就使劲往回拽,实在拽不动,只好拿长长的棍子敲打他们,待威风凛凛的八廓街派出所警察出现,秩序就会不得不井然。

我总是站在旁边,用相机记录着眼前激动人心的情景:人头攒动,人影摇晃,人声訇响;金色的光芒中,觉仁波切含笑看着虔诚的众生。我最期待的是,在旧岁跨入新年的子夜十二点时,听古修啦说,当那一刻,把额头放在觉仁波切的膝上虔诚祈祷,可以看见神秘的如意之宝环绕佛身,当然惟有福、有缘之人才能目睹。这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神话啊,我情愿成为神话中人,沉浸其中;可又难免不去思忖在那没有钟表的从前,又是如何判断辞旧迎新的一霎那呢?

有一次,原本是想在嘉瓦强巴(未来佛)像下祈祷一夜的,可我捧着绛白央(文殊菩萨)的经书才念了三圈就睡着了,醒来已至早晨,而在我的身后,朝拜的信众排着长长的、长长的队。举着酥油灯的拉萨人往往仪态万方,无论男女皆都温良谦恭。洛嘎(山南地区)和日喀则的农民握着零钱,弯着腰身,显得拘谨。安多和康的牧人最令人心疼,穿着厚厚的羊皮袍,捧着哈达和最好的酥油,头微微地抵在前面那个人的背上;每个人都相同的姿势,一个倾身挨着一个,温顺地、缓慢地靠近着佛,就像草原上,夕阳西下,羊儿归圈,牧人会将它们的犄角相交,挨着挤奶……牧人与牛羊朝夕相处,胜似亲人,彼此间其实无比相似,这是我的发现,似乎从未有谁看出人与动物之间如此亲密地相似。

除了这样的文字,正如法国作家布朗肖在《灾异的书写》中所说:“很多碎片记录了灾异的痕迹”,从2000年起,我依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其中多幅照片记录了1966年8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大昭寺惨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遍地狼藉的场景——做了有关西藏文革的调查与采访,七十多位受访者的口述有不少涉及大昭寺,且容我略作概述如下:

在“破四旧”之后,即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遭受重创的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

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身上所有装饰被掠、且被红卫兵用镐头砍过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及一两尊塑像幸存,其余的,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或被砸烂,或被倒入拉萨河中。

不知军队驻扎时间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住在寺内。这期间,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藏族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占据。一层数十间佛殿成了猪圈,连如今僧众举行法会的大经堂也被改成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释迦牟尼佛殿没有改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觉沃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二层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宿舍。一位当时送猪饲料的居民说:“他们把大经堂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成了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当兵的在里面杀猪拔毛。”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又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层和二层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熏得破损不堪。投宿者有男有女,有干部也有乡下人,有藏人、汉人也有别的民族。服务员有男也有女,多为藏人,没有一个僧人。一位大昭寺的老僧说:“那时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

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经堂内召开会议。前院的庭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据说与中国交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打算访问拉萨,朝拜大昭寺。于是批示修复大昭寺。在经历了文革批斗的71岁的德木仁波切的指导下,依凭五世达赖喇嘛著述的有关大昭寺佛像目录的记载,众多的传统工匠及画师夜以继日地边回忆边修复。

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完成。然后从靠近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个仓库,那里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从中挑选了不少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又从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调过来一些老僧。当时拉萨流传一句话:“拉的确凉,规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规尼的意思是管理寺庙的香火僧,北依拉是对回族的称呼,而的确凉既不是纯的毛料,也不是纯的棉布,用以比喻不纯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佛像不是原本的佛像,而管理寺庙的人是外道。

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觉沃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一位曾入狱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在2003年3月的一天含着热泪对我说: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觉仁波切,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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