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西藏文革:拉薩紅衛兵的第一次行動(二)(唯色)
2018.12.26
拉薩最早的學生紅衛兵組織出現於西藏師範學校和拉薩中學。成立於1966年3月的西藏師範學校,大多數學生來自西藏各地的農村和牧區,文化水平很低,處於掃盲階段;也有一些因爲形勢突變而離開寺院的還俗僧人在此學習。這所學校的前身爲創辦於1951年的藏文幹部培訓班,1985年升格爲西藏大學。
創辦於1956年的拉薩中學,最初一度由十四世達賴喇嘛擔任名譽校長、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擔任校長,是西藏曆史上第一所非私塾性質、非寺院學校性質的中學,從當時拉薩僅有的三所小學即拉薩第一小學、拉薩第二小學和拉薩第三小學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級升到高中,其師資力量很強,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師是藏人(基本上是在“舊西藏”接受過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層人士),其餘主要科目的老師都是畢業於中國各地高等學府的漢人,有的還是中國一些大學的教師,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所謂的政治問題而被“發配”進藏,但許多人是在共產黨的宣傳下懷着理想主義的熱情從中國各地奔向西藏的,陶長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長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風雲人物,文革伊始登高一呼,從此一躍登上那變幻莫測的政治舞臺達數年之久。他是率領學生們破“四舊”的帶隊老師,不久當上拉薩兩大造反派組織之一“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其對立面是簡稱“大聯指”的“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的總司令。以至許多在西藏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不論藏人還是漢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他的名字甚至成爲“造總”的口號:“青松不老,造總不倒”,這一口號在當時被翻譯成藏語,至今還有不少藏人記得。後來還曾坐上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自治區副主席)的官位,卻又隨着文革結束淪爲階下囚,接受審查一年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後,以學者身份退居書齋,曾經擔任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研究》副主編、當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長,後返回漢地養老。因爲通曉藏文,曾協助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編寫《西藏災異志》一書。
他是江蘇揚州人,1960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同年自願申請進藏。與他同批進藏的同學三十人只有三人留在拉薩工作。他被分在拉薩中學教授漢語文,在學生中頗有威望,這也正是他組建拉薩紅衛兵和“造總”的資本。教過的許多學生至今尊敬他,說他有學問,尤其對他自學藏語達到一定水平甚爲欽佩。不過也有學生對他不滿,認爲他在政治上投機。
比如我採訪過的一位當年西藏民院的紅衛兵說起陶長松:“他是‘造總’的總司令,是整個拉薩造反派裏面最大的頭兒。他的威望很高。這個人很有水平,但在當時我就見不到他,我屬於小兵、嘍羅一類,還見不到那麼大的頭兒。”
一位曾是陶長松在西藏社科院的同事說道:“……他是1960年代初期來到拉薩的,現在差不多63、64歲了。本來早該退休了,但他如果走了,社科院就沒有人寫東西了,所以社科院跟他簽了合同,讓他多留三年。他這個人還是很有本事的,不然的話,怎麼可能成爲文化大革命中左右西藏局勢的人?當時整個西藏由兩派控制,區黨委的頭頭都靠邊站了,他是‘造總’的頭頭,能量很大的。”
2001年,我兩度訪問陶長松時,仍在拉薩居住的他年過六旬,雖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請,主持政府的一些項目課題研究。三十多年過去,清癯依然的他還是當年的那副裝束:鴨舌帽、眼鏡和中山服。從他文質彬彬的舉止實在無從想像在很多人那裏聽說的他當年是如何地威風凜凜。在我們剛開始交談時,他是經常可以見到的那類漢人知識分子:內斂、沉靜、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許變化:曾經貫穿他青年和中年時代的某種氣質開始流露出來,充溢在他越來越激越的語調和越來越狂熱的眼神裏,這顯然因爲我們的話題是西藏文革的緣故。儘管他有時會突然醒覺似的停住滔滔不絕的講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會回到他曾經叱吒一時、輝煌一時且充滿變故的從前。
關於拉薩紅衛兵的出現,陶長松直率地說:“西藏地區要成立紅衛兵,這是新生事物,當時這些學生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搞,我當時在拉薩中學是個年輕教師,也有些影響,我實際上也就負責了這個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但具體日子真的說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以中學生爲主體的紅衛兵)以後就成立了。
“最早的紅衛兵都是學生,因爲內地都是中學生嘛。拉中領頭的可以說是我,師校(西藏師範學校的簡稱)領頭的是個外號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師。不過因爲我曾經在師校上過課,彼此都很熟悉,他們也比較聽從我。但後來範圍就很寬了,因爲紅衛兵很時髦,所以到處都是紅衛兵,居民最多,單位裏也很多。這也是因爲毛主席一下令,全國都要動起來。”
我採訪過原拉薩中學學生、“牛鬼蛇神”的後人,後來是西藏攝影家協會主席的德木·旺久多吉。他說:“拉薩的紅衛兵產生於1966年8月。學校裏組織紅衛兵的是幾個老師,像陶長松、謝方藝。那時候拉中的老師都是不得了的。……文革剛開始時,老師起的作用很大,到後來老師和學生的作用都差不多了。像‘造總’和‘大聯指’這兩派就各有幾個拉中的老師和學生當頭頭。‘造總’裏面有一個由骨幹分子組成的組織,叫‘專打土皇帝聯絡委員會’,教師裏有陶長松、謝方藝等,學生裏有窮達等都是頭頭。這不,老師和學生都平起平坐了。當時在拉薩也流行這些口號:‘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紅衛兵在大昭寺破“四舊”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對其它事情記憶力驚人的陶長松對此卻泛泛而談。
他說:“我們並不是衝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這麼幹,因爲我知道這些東西是文物,需要保護。而寺院被砸,主要還是跟普通羣衆有關係,他們也混在紅衛兵的裏面進去了。紅衛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長頭的人身上貼標語,說他們的行爲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長頭的就見不到了。有時去寺院騷擾一下也是有的,當成“四舊”嘛。但對於紅衛兵來說,即使砸寺院也並非亂砸一氣,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們去砸的時候都一一做了登記。
“去大昭寺那次其實在裏面的時間並不長,宣傳部派人對我們說,總理(指周恩來)有指示要保護,我們馬上就撤出來了,後來很有可能是居委會的紅衛兵又進去過。其實我們去大昭寺就沒怎麼動,很快我們就出來了,因爲周總理有電報。說句老實話,紅衛兵還是很聽話的,給大家講清楚也就沒什麼了。當時大昭寺是被砸了一點,但沒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釋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來的這項指示具體不詳,從採訪中獲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並不包括其它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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