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前兩版有何不同?(十三)

2024.01.31
評論 | 唯色:《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前兩版有何不同?(十三)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3頁。
(攝影者:澤仁多吉)

190409-RFA-SC12-552f8272.jpg比較《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之前兩版(2006年初版、2016年紀念版),就我父親在西藏文革期間拍攝的照片所做的說明,我打算選擇其中補充與更改較多的圖文,編輯成多篇帖子發表於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專欄,爲的是讓更多的讀者瞭解並不久遠卻彷彿淡忘的歷史。請勿認爲我一直在喋喋不休發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類似碎碎念地提及“殺劫”(藏語“革命”的諧音)和“人類殺劫”(藏語“文化大革命”的諧音)造成的毀滅,這實際上是因爲基本上,幾乎,只有我一個人的聲音,在用中文講述西藏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人類殺劫”的慘烈故事。

32、223頁

當“舊西藏”被“新西藏”替代之後,有一個名詞很流行,即“老西藏”,專門用來指代以十八軍爲代表的中共早期進藏軍隊,自奉是一支“特別能喫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鬥”的隊伍。而軍隊和民衆之間早期似乎有一段蜜月期,但好景不長,尤其是文革期間的“三支兩軍”,使得軍民關係極度惡化,連中共自己後來也不得不承認:“傷害了民族感情,嚴重地影響了民族團結”,“想起來令人痛心”(見一九九四年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關於西藏自治區與西藏軍區聯合對軍隊在“三支兩軍”期間所犯錯誤的調查)。有研究者把軍事管制下的西藏稱爲近代“最黑暗的一頁”。

33、224頁

爲祝賀軍管會成立,拉薩的一些“羣衆組織”紛紛向軍管會送喜報。這也是文革中的風氣,寫在白紙上是大字報,寫在紅紙上就是喜報。從兩個藏族女孩展開的喜報上來看,這是一個名爲 “五·二三文化藝術戰鬥總部”的羣衆組織送的, 該組織由話劇團、秦劇團和豫劇團等文藝團體的“大聯指”成員組成。右上圖出現了五張喜報,依文革慣例,應該是來自五個羣衆組織,並且都是“大聯指”的羣衆組織。五張喜報的格式一樣,抬頭的“最高指示”都是毛澤東語錄,接着是羣衆組織向軍管會表達忠誠,大同小異,套話連篇。在西藏,大字報與喜報通常以中文寫成,一是所用的新詞很難以藏文表述,二是因爲組織者及領導者都是漢人爲主。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4頁(攝影者:澤仁多吉)。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4頁(攝影者:澤仁多吉)。

圖中地點是軍管會駐紮的自治區交際處(今迎賓館)

34、225頁

毛澤東要求軍民之間是魚水關係,更希望老百姓把解放軍看作是“菩薩兵”,爲了讓西藏“百萬翻身農奴” 認可這一點,確實下足了工夫。正如我採訪過的一位當年的軍人所說:“每次秋收,解放軍都要去幫助老百姓, 文革時也是這樣,我記得我們都去過很多次”。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5頁三張圖片(攝影者:澤仁多吉)。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5頁三張圖片(攝影者:澤仁多吉)。

三張圖片是西藏軍區後勤部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拉薩東郊納金鄉的打場幫農民收青稞的場景。這個宣傳隊由西藏軍區的女兵和西藏軍區後勤部下屬的汽車修配廠的女工組 成。圖一、圖二正在幫農婦幹活的是同一人,因佩戴五角星帽徽和領章,是西藏軍區的女兵,漢人,名字不詳。下圖這個正在篩青稞的漂亮女青年不是女兵,而是在汽修廠當工人的阿努,生於拉薩的藏人。她身後兩個與農婦坐在一起的女子,是來自天津的 “支邊青年”,也是修配廠的工人, 其中一人外號叫“小辣椒”。“支邊” 即“支援邊疆”的意思。阿努很早就與我的父母相識,她說工人不能戴帽徽領章。

35、227頁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7頁(攝影者:澤仁多吉)。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27頁(攝影者:澤仁多吉)。

由軍隊醫務人員組成的巡迴醫療隊,到缺醫少藥的鄉村給貧窮的老百姓義務看病。此乃最得人心的舉措,多少補救了文革後期極其糟糕的軍民關係。照片上正在給婦人滴眼藥、給女孩打針的女兵,是西藏軍區總醫院的護士拉姆,其實我在總醫院出生時正是她接生的,她在入伍前是成立於一九五○年代的“西藏地方幹部學校”(簡稱“藏幹校”)的學生,與我母親是同學。這個學校是中共爲培養所謂的“藏族幹部”而設,後來大多數在西藏的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任職。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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