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五)

2021.02.18
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五) 19世纪被白人军官杀害的印第安酋长坐牛。
(Public Domain)

【简述相关介绍: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的写作经常涉及记忆:被抑制的或者被禁止的记忆,记忆的缺口和创伤。你似乎受到犹太裔作家的启发,如Osip Mandelstam(曼德尔施塔姆)或Elie Wiesel(埃利·维瑟尔),以及对抗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诗人,像阿赫玛托夫,还有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我也注意到你会提到一些原住民,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的命运。你觉得这些经验与藏人在20世纪的经验相同吗?

唯色:提到记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的一句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不是“人”要遗忘,而是“权力”要让“人”遗忘,以便让它的谎言成为记忆,而“人”的记忆却被它没收、销毁。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的个人历史来组成的。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在图伯特的个人历史博物馆的墙上,应该写下“我忆,故我们在”,而这需要许许多多个“我”的记忆,既要有见证人的记忆,还要有见证人的子孙后代的记忆。

对于我来说,在我以今日的方式写作时,我逐渐实现的是对自我的图伯特身份的表达。而这个身份是与图伯特的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以及无数个博巴(藏人)的身世紧紧相连的。是的,身份认同是与个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个民族的身世密切联系的,否则从何谈起有关身份的问题?又有什么要紧呢?而对于个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叙述,实际上也就是在恢复个人和群体的记忆。记忆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记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存在之依据。而在不断地、竭力地记忆之时,曾经的焦虑会淡化。可以说,像这样对身世的重新叙述是一种治疗,至少对我如此。

没错,在我的写作中,有许多你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给予我灵感和力量。不过我倒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他们的犹太身份,虽然在我的“写作觉醒”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埃利·维塞尔,至今也有多位犹太身份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一身份。

在我的写作进入自觉的阶段,我更看重:一是抵抗极权(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的,二是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那些作家、诗人和学者。巴勒斯坦裔的学者萨义德说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特殊的生命经验和形式,具有几乎无法忍受的具体感。”事实上,我是因为自己的以及本民族的殖民主义经验,而更关注也更容易受到写作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作家及学者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兴趣和觉悟去寻找。而对我影响至深,堪称导师级的是萨义德。我最近又一次重读他的《文化的帝国主义》,再次受到很大启发。这几位作家的名字也必须要提及:法农、加缪、奈保尔、鲁西迪。同时,我也因为我们的极权主义经验,而对极权主义国家或研究极权主义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著作感兴趣。比如前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

提及原住民,与其说关注原住民的命运,不如说更关注原住民被殖民的命运。也因此,我会尽量地阅读一些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是的,从中可以发现或感受到藏人在当今的相似经验、境遇。比如19世纪被白人军官杀害的印第安酋长坐牛,我怀着悲伤,热爱他的反抗意志。更何况,他的容貌是那么地酷似图伯特牧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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