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七）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於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在此連載。】

卡米拉：你個人的“流亡經驗”（我指的是，你住在北京而不能長期住在西藏），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嗎？

唯色：有影響。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以爲“流亡”的含義，指的是遠去異國不得歸鄉。而我的族人中有成千上萬流散於諸多異國他鄉的人，即流亡者。每次聽到尊者達賴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國家對藏人講話，總是反覆提到“詹卻”（流亡）和“詹卻巴”（流亡者），總是很難過。此刻複述，眼前是尊者漸漸衰老的形象，耳邊也迴響起尊者說這兩個詞的沉重語調。

但現在我清楚地認識到，這實際上也是我的人生的關鍵詞。我以及境內的族人與境外的族人實際上同生共命，“詹卻巴”就是我們的共同身份。就我而言，無法得到護照去往異國的我住過的城市並不多，主要是三個：拉薩，成都，北京。在拉薩的時間更長一些，也更不一樣。因爲拉薩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本族的首府和聖地，我的故鄉。而另外兩個地方，都是異鄉。也因此，我所接觸到的主要是兩個民族：異族和本族，即漢人和藏人。

我在2004年因爲一本散文集而被逐出體制，從此成爲一個獨立寫作者。但我還是時常可以從流寓的替代之地，即北京回到拉薩，或去往圖伯特其他地區，基本上是自由的。但這樣的時光在2008年就結束了。這是因爲那年3月，拉薩及全藏地爆發了舉世矚目的抗議，很快就被鎮壓了。而那年我在拉薩只住了7天，因爲遭遇危險就近乎逃亡地離開了。在那之後，一切惡化起來，每次回到拉薩都被嚴密地監控等等。而這幾年，又因我記錄自焚藏人事件等，我在拉薩的日子更加艱難，不停地“被喝茶”，直接面對警察。他們有時紅臉，有時白臉，一次比一次令我難以忍受。這樣的回憶很屈辱，我不想再提。更悲哀的是，我卻又不能不懷着屈辱一次次地返回自己深深摯愛的故鄉。

一個人返回故鄉的權利，這應該是必須有的，最基本的，不是嗎？但很遺憾，作爲一個流亡者，卻無法獲得返鄉權。不過，我如今住在何處可能不再會令我太困擾，肉體的移動應該不再會讓我無所適從，因爲心有所屬，魂有所繫，所謂的“生活在別處”這個難題已得到解決。表面上，我似乎有着多重身份：比如血統是四分之三的藏人和四分之一的漢人；比如母語是藏語卻不會用藏文寫作而是用中文寫作，等等，但我也不再爲此困擾。一個人的外在身份說明不了什麼，一個人的發自內心的身份認同纔是至關重要。就我而言，我只有這四個並列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寫作者，流亡者。

但與流亡境外的族人比較，我們流亡的意義各有不同。比如與在達蘭薩拉的詩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相比：他是外部的流亡，我是內部的流亡。他是在收留之國的流亡，擁有真實的人身自由，而我恰恰相反。並且我有的只是相當有限的人身自由。還有，很重要的是，他的流亡裏有尊者達賴喇嘛實實在在的音容笑貌，尊者有時候還會拿他頭上的紅布條開玩笑。而我的流亡，只能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見到自己的根本上師，尊者慈悲地笑道：“你一直哭，你有話要說嗎？”

不過我的內部流亡可以看見空空的頗章布達拉，深夜我望着寥廓的頗章從戲劇似的燈火轉入黑暗泣不成聲。我的內部流亡可以在尊者壽誕日，去往遊客紛至沓來的羅布林卡，向空空的黃金法座奉獻潔白的哈達。而這天，也有一些男女老少穿本族的盛裝，抱着鮮花來祝福。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我的流亡經驗，也賜予我的寫作豐富而強大的營養。

前不久我在Facebook見到丹真宗智的近照，發覺依舊頭戴紅布條的他比以前滄桑了，也就悟覺隨着歲月的流逝我們都比以前滄桑了，正如同族的另一位流亡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對我說：光陰不等人。是的，光陰不等流亡者。然而心卻一直如磐石，堅定不移。而肉身也不會偷懶歇息，須不知疲倦。

當年，我在離開了詩歌的“象牙塔”之後，堅持這樣的寫作理念：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但現在我認識到，寫作即遊歷的說法太輕鬆，太愉悅，太浪漫化。而現實中有太多的苦難、問題與恐懼，寫作根本不可能是遊歷的狀態，相反更類似一種流亡的狀態。爲此我已修正爲：寫作即流亡，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