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三十三)
15、作爲祭壇的雍和宮及黃寺(上)
得知新冠疫情在中國多個地方復燃,"疫情形勢非常嚴峻",正值我特意坐地鐵去雍和宮"考察"那塊刻着《御製喇嘛說》的石碑,是2021年七月的一天,下着小雨。記得多年前第二次去雍和宮,我既懷着虔誠朝拜的心態,但也感受到了一種牽引之力,爲此在日記裏寫下這樣的文字:
……我把一把香插在幾無縫隙的大鼎之後,把那些換了面相的佛像印入腦海之前,發現自己正好跪在叫做蒲團的墊子上。
“這尊佛像,嘉瓦強巴,它也與大昭寺的覺沃佛一樣至高無上。”同行的族人低聲說道。
嘉瓦強巴是藏人對未來彌勒佛的尊稱。我抬首仰望,看見一尊非常高的金色佛像驚人地美麗,正是七世達賴喇嘛贈予乾隆皇帝的印度白檀巨木,蒙古五世察罕仁波切負責塑造的。而覺沃佛,誰都知道那一如太陽,千年來照耀着藏地衆生的佛陀十二歲等身像是何等珍貴,無數信徒正是爲了一睹其尊容,從偏遠的各地一步一個等身長頭來到拉薩,來到大昭寺,即便是死在路上也心滿意足,視爲解脫。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雍和宮不在是否像寺院,有旃檀佛像則神聖。——當然這是從宗教的意義上來說的。
然而它還有除了宗教之外的東西。所以,它叫宮,而不叫寺。
一位年輕僧人上前,雙手合十,向一位據稱是活佛卻未穿袈裟的中年男子微微躬身,輕聲說了幾句漢語,返身開啓罩在旃檀佛像跟前一尊立佛的玻璃,將在場所有人的供養一一奉上。我的供養是一條從拉薩帶來的,在覺沃佛前領受過加持的潔白哈達。
那年輕僧人,不用問,準是蒙古人。我想起幾年前,第一次在雍和宮見到的也是來自蒙古的僧人,只是比較蒼老,一見我拜佛的樣子就知我是藏人,與我交談了幾句。他的藏語講得很好,提及年輕時朝拜過拉薩的諸多寺院,眼裏充滿懷念。
雍和宮,總是讓人覺得似曾相識,細細打量卻又相去甚遠,但在近代歷史上,在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場合上,它總是與西藏緊緊地連在一起。它像什麼呢?西藏的一個顯要的遠房親戚嗎?
它向來被看作是北京城中最大的藏傳佛教的寺院。這與幾百年前的清王朝有關。首先肯定是政治的原因。剛剛入關的滿人將整個中原大地置於掌中,肯定有難以一握的感覺。只有抓住那曾經也一統江山的蒙古人的勢力,一併擺出龍嘯虎吟的聲勢,方能壓住陣腳,坐穩天下。可一樣出自遊牧部落、一樣野性十足的蒙古人怎麼可能如此聽話!幸而蒙古人早就受到西藏喇嘛的感召,幾乎全部皈依了佛教。深謀遠慮的大清皇帝開始大力扶持藏傳佛教,尤其在順治和乾隆兩個時期達到鼎峯。
當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應邀到北京,順治皇帝以平等之禮相待,並沿襲蒙古俺答汗與三世達賴喇嘛會面時相互贈予尊號的方式,再次頌揚並美譽達賴喇嘛之法名,皇帝則被視爲文殊菩薩的化身。同時,爲表向佛之心,順治皇帝專門爲五世達賴喇嘛建黃寺。
百餘年後,當六世班禪喇嘛洛桑·巴丹益喜應邀到北京,乾隆皇帝同樣以大禮相迎,併爲此提前學習藏語,專門在承德修建與扎什倫布寺相似的須彌福壽廟,而這時,將原爲親王府邸的雍和宮,改成了供奉並修持藏傳佛教金剛乘的佛殿,還特設一殿爲六世班禪休息之處。
再往後,雍和宮就像那皇城裏的衆人說的那樣,漸漸地是一座“喇嘛廟”了。不但用藏音誦經的僧人多起來了,還定期舉行各種密宗法事,尤以名爲“羌姆”的金剛法舞頗具盛名,常常引來幾乎半城的人觀看。
不過,那“喇嘛廟”裏的喇嘛總是蒙古人更多些。也許有人會說,可能是因爲蒙古離京城近些,不像西藏,那時候一走就得好幾個月;再說,西藏人的體質不比蒙古人更適應這裏。也許是這樣的。也許吧。可是我的思路總會不由自主地走到以前去,一走到以前就能看見,那一開始就被政治拴在一塊兒的藏人和蒙古人,或者說,西藏和蒙古的喇嘛。
但無論如何,雍和宮還是神聖的,因爲它有旃檀佛像。有時候,僅僅一尊佛像就足以說明一切。
重讀當年所寫,讓我有些異樣的感覺:既爲當初萌發的某種直覺和認識,也爲今日並未有更深入的領悟,才察覺到自己虛擲了很多時光,以致於多年後的這次又去,我的身份不單單是信徒,還成了歷史的考察者,或者說尋覓真相者。或者說,我其實是想以一種憑弔的方式來作爲這篇長文的結尾。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