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悼念因感染新冠病毒離世的噶雪·嘉央曲傑先生

3月25日，我收到藏學家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先生的郵件，告知住在倫敦的噶雪·嘉央曲傑（Jamyang Choegyal Kasho）先生因感染Covid-19，於3月24日凌晨1:25分在當地醫院去世，享年81歲。他是在瘟疫高峯前入院，得到了妥善照料，而他自己也做好了準備，堅定的佛教信仰讓他走得安詳，無畏死亡。

幾個小時後，藏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先生也告訴了我這個消息，還發來了噶雪·嘉央曲傑先生爲他的父親、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噶雪·曲吉尼瑪撰寫的傳記《In the Service of the 13th and the 14th Dalai Lamas: Choegyal Nyima Lhundrup Kashopa–Untold Stories of Tibet》的封面。封面上有幀衆多人物合影的舊照，是1950年代初西藏噶廈官員在拉薩的尼泊爾領事館內拍攝的。茨仁夏加先生爲這本英文著作寫了前言。

我與這本傳記是有緣分的。噶雪·嘉央曲傑先生在寫作時，通過他的侄子、居住德國的書法家杜瓊·平措茨仁（Puntsok Tsering Duechung），向我要過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革命羣衆”和紅衛兵批鬥的照片。那兩張見證歷史的黑白照片，衆所周知，是我身爲中共軍官的父親拍攝的，與他在同一時期拍攝的更多披露雪域高原遭受文革劫難的照片，收錄在我對西藏文革的調查和寫作的《殺劫》一書中。《殺劫》於2006年在臺灣出版，已被譯成藏文、日文和英文，而英文版就在本月出版。

那兩張照片值得在此介紹。曾爲西藏噶廈政府重要官員的噶雪·曲吉尼瑪，在中共軍隊進入拉薩後，積極向外來政權靠攏，是當時被稱爲“愛國上層人士”的諸多貴族中的一員，但在文革時卻被當做“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現的，被男女紅衛兵押着後背的他，頭戴紙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寫着：“牛鬼蛇神、最愛奪權的壞人噶雪·曲吉尼瑪，徹底消滅”，身穿舊時的錦緞官服，脖子上被掛了女人用的金銀首飾和一大摞西藏紙幣，右手拿着一個兩面鼓——這是一種繫有鼓槌可以兩面敲打的小鼓，藏語叫做“達瑪茹”，以諷刺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兩面派。噶雪·曲吉尼瑪被鬥過很多次，曾經在所屬的河壩林居委會連續被鬥十四天。白天去打場勞動，晚上被鬥到深夜，從始至終都得低頭彎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滿。幸而他是一位罕見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儘管如此淪落，還是熬過了文革十年，重又成爲共產黨的統戰人士，當上了中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1986年以83歲的年紀在拉薩去世。

噶雪·嘉央曲傑先生還請我對他父親寫了相關評述，譯成英文後印在了2016年出版的傳記上：“噶雪·曲吉尼瑪是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深入地參與了西藏曆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例如‘龍廈事件’、‘熱振事件’、‘驅漢事件’等。在研究和討論西藏近代史的時候，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容忽視。”不過遺憾的是，我至今沒有機會得到這本書。

噶雪·曲吉尼瑪有四個兒子。長子噶雪·頓珠在文革中自殺，年僅44歲，在那之前他是西藏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曾以“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任委員的身份，隨中國共青團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1956年的“世界青年聯歡節”。更早以前他是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員，因就讀印度一所著名的貴族大學，擔任過達賴喇嘛的英文祕書。我見過他的照片，是一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的年輕貴族藏人，可惜他這位新政權的合作者，最終毀於對方之手。

噶雪·曲吉尼瑪的二子應該就是噶雪·嘉央曲傑。事實上，他於1991年突然離開拉薩流亡英國，在當時的拉薩是令人震驚的大新聞。因爲他是隸屬西藏自治區官方的西藏賓館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他後來一直居住倫敦，再也沒有回過拉薩。

從羅伯特·巴內特先生寫的悼念文章上，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噶雪·嘉央曲傑先生的流亡生涯：“自1991年離開拉薩到了倫敦以後，他毫無保留地用他的知識、經驗爲西藏信息網(Tibet Information Newwork / TIN) 工作了十五年。跟他共事過的同事、朋友都記得，並且會不斷懷念他一貫的、生動而精準的洞見，還有他永無止境的熱情和風趣，以及他對藏漢諺語的豐富學養。”

作爲西藏信息網的創辦人，羅伯特·巴內特先生認爲噶雪·嘉央曲傑先生是一位“廣受尊敬的翻譯、分析人士和寫作者”，他的著作“不但記錄了他的父親在1940年代擔任噶倫以降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也從一個重要的但之前未被充分研究的、非主流的視角，詳細地呈現了那個時期西藏政壇精英之間此起彼落的派系分合。……他在書中拒絕以二分法簡化歷史，並且於字裏行間無不流露出他對西藏宗教信仰的堅持，對本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似乎由於他在中國政權統治下的西藏擔任中級幹部三十載，卻不斷增進的對西藏民族的國族認同。”

據羅伯特·巴內特先生告知，因爲我提供照片、撰寫簡評，噶雪·嘉央曲傑先生對我心存感激，總是時有提及，雖然我們從未有過見面和聯繫。然而這其實微不足道，無須掛齒。事實上在寫作《殺劫》一書時，我得到了他的弟弟噶雪·倫珠朗傑先生非常多、也非常重要的幫助。倫珠朗傑啦應該是噶雪·曲吉尼瑪的四子，而他的第三個兒子，我大致記得是官方性質的西藏國際旅行社總經理，已於數年前病故。倫珠朗傑啦是《西藏文藝》主編，詩人，我因曾在《西藏文學》任職編輯，而這兩個編輯部都屬西藏自治區文聯，我們也是因此結識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多年來，包括我因一部散文集“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被逐出體制之後，我們一直保持着聯繫，每次見面，他都寄予我真摯的關懷，令我感動至深。但他於三年前在拉薩病故，我聞訊後寫了一首詩紀念他。其中寫到的這個細節，此刻浮現眼前，不禁令我淚目：

有次提及幼年時在北邊細沙灘見過的白鶴，
他展開雙臂，優雅地，比劃着振翅的動作：
“夏天飛來，冬天飛走，這些起舞，那些落下，
見到的人都心生愉悅……但以後再也見不到。”

讓我把這首詩的最後幾句，也獻給在異國離世的噶雪·嘉央曲傑先生吧：

夜空深邃多變，月光暗淡下來，猶如宿命一般，
他緩緩現身，以素來謙恭的手勢遙指身後，
如同邀我隨他重返往昔而不是受苦的輪迴，
“再見，格啦……”我喃喃低語。

（“格啦”是藏語對先生的敬稱。）

最後，要補充的是，噶雪·嘉央曲傑先生是目前我們所知的，被這場發端於中國武漢，並已蔓延全球的大瘟疫奪走生命的第二位境外藏人。第一位是住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區的69歲男性。據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網站3月30日的報道，被Covid-19感染的流亡藏人爲6人，分別住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國等地。而境內藏人被感染的人數，據中國官方的公佈，例如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就有多達73名的確診病例，應該都是當地藏人，目前據稱全都治癒出院。

2020/4/7，於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