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九)

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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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九) 图说:我在拍摄尊者家族府邸尧西达孜被拆除后新盖于原址上的房子。
(2018年7月唯色拍摄)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

卡米拉:你文学里写的基本上都是“看不见的”,甚至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你的“默认读者”是谁?

唯色:最早,或者说在我回到拉萨,逐渐地有了一种觉悟之后,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笔记》的一篇散文中写:“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让我也来讲故事。让我用最多见的一种语言,却是一种重新定义、净化甚至重新发明的语言来讲故事,那是——图伯特(西藏)的故事。”

2008年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书名就叫《看不见的西藏》。2008年5月,我在我的博客连续被关闭,甚至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和阵亡之后,新建在墙外的博客也叫“看不见的西藏”,并且使用至今。

为什么要写“看不见的西藏”?因为能够“看见”的,大多是强权者、殖民者授意或允许呈现的,那是一个个重新讲述的故事,而我并不愿意沦为其工具。那些或者被神秘化、或者被妖魔化的图伯特故事屡见不鲜,且被各种立场的读者各有选择地乐意见到,都不是我想要讲述的。当然有时候我也思忖,我写的这些“看不见”的故事,这些关于藏人于当今时代仍经受着许多民族曾有过的苦难故事,在这偌大个世界,会有多少人愿意驻足停顿一下,听一听?而我并不是非要讲述让人感觉不自在、不舒服的故事,尽管我很希望有一天,给读者描述的是我雪域高原在自由的阳光下焕发的独特之美。

巴勒斯坦裔的学者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的这句话,令我深以为然:“我了解我的角色就是要诉说,并且重新诉说一个沦丧的故事……”。我常常会重新翻看二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前或几年前我在拉萨拍的照片,会惊讶地看见某种变化很大,是那种地理的变化,令我伤感和叹息。因为这是一种真实呈现的不断沦丧,不断地不伦不类的变化。就像二十几年前的帕廓,还算是比较接近过去意义上的帕廓,而今天的帕廓越来越像一个赝品,伪装的,残缺的,被改造的,与当地人的生活和传统越来越远的,却满足游客想象和兴趣的,旅游景点或主题公园。

我2018年在拉萨期间写了一本诗集,最初提名《烈日下的叛徒》(不过后来更名为《拉萨烈日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被秘密警察说成是“俄洛巴”,也就是藏语的ངོ་ལོག་པ།,“叛徒”的意思。当我从被警告的朋友那里得知,我很开心,还为此写了一首诗:

原来他们说我是俄洛巴,
原来他们在背后警告我的朋友:
不要跟她来往,她是个俄洛巴。
我有些惊讶,更觉得愉快,
我喜欢这个藏语的称呼,
叛徒的意思,变节分子的意思,
我很满意他们对我的定位。

我很满意这个新的名字,家族的
逆子?被遭警告的上师放弃的弟子?
实为命运转折之后的赞美和荣誉,
如同在这个浮世获得的加冕,
而真的桂冠从来是用荆棘编成。
或许好心人会流下同情的泪水,
我却多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自豪。

就像是重生或转世,
就像是逃出生天的鸟儿,
在帝国的地图上深渊与福地并列,
或可能遭遇不测,但会换来好的业报。
既已见过那样的美景又怎能闭目无视?
既已尝过那样的美味又怎可绝口不食?
我已荣获余生的另一种身份。

我愿意成为一个存有异心的标签,
愿意被打入另册,归入某个阶级,
类似被边缘化的贱民或传染病患者,
前者不可接触,后者亦不可接触,
我反倒庆幸免于被庸常人所扰,
何况在究竟的意义上,谁才是
无下限的俄洛巴,无须赘言。

我在给台湾的出版社介绍我的这本诗集时写道:

“我在拉萨写的这本诗集,我自己觉得是一本重要的诗集,类似于小小的纪念碑,是以诗歌的方式来纪念沦丧的图伯特、沦丧的拉萨。虽然诗歌的确从来都是非常小众的文字,但我真的不是为小众而写诗。诗歌可以是某种纪念碑,是树立在沦陷的土地上有着令人心碎之美的纪念牌……

……我和王力雄,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写作的状态,环境日益艰困,空间日益逼仄,但依然要坚持写下去是吧?就像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写的:‘但是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努力去写作。诚然,每过段时间我们当中就有人离开,不是被送到集中营就是被枪毙。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这些人就像被困在一块漂浮的、正在消融的冰块上,根本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会完全融化。战争公报宣布了我们这个种族最后的死期,我们在和死亡赛跑,但我们仍应坚持写作,因为这是我们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

当然,我们现在的处境以及面临的境况还没有糟糕到这个地步,但是谁知道呢?就像2019年6月之前,谁也不会想到香港现在已今非昔比。”

至于读者,或者说“默认的读者”是谁呢?应该谁都可以吧。当然我曾有过那种对读者的具体想像。曾经,我以为我写“看不见的西藏”,我在社交媒体上讲述“看不见的西藏”,或许会多少改变许多人被洗脑之后扭曲的“西藏观”,但事实证明很难。而且我也逐渐认识到,我应该是为历史而写作。如果说有读者,历史才是某种意义上的真正读者。仅凭一己之力,与权力推动的洗脑工程去抗衡是艰难的。而造成洗脑事实的,绝非今日政权一家,也绝不是时间短暂得还不足百年。我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很早的孔子儒家时代就在洗脑了。事实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里,有的声音是根本不要听的,因为这些声音是对大一统的否定。而大一统,已成为他们类似基因里的东西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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