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九)

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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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九) 圖說:我在拍攝尊者家族府邸堯西達孜被拆除後新蓋於原址上的房子。
(2018年7月唯色拍攝)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於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在此連載。】

卡米拉:你文學裏寫的基本上都是“看不見的”,甚至是說不出來的東西。你寫作的動力是什麼?你的“默認讀者”是誰?

唯色:最早,或者說在我回到拉薩,逐漸地有了一種覺悟之後,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的一篇散文中寫:“我終於明確了今後寫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個見證人,看見,發現,揭示,並且傳播那祕密——那驚人的、感人的卻非個人的祕密。”“讓我也來講故事。讓我用最多見的一種語言,卻是一種重新定義、淨化甚至重新發明的語言來講故事,那是——圖伯特(西藏)的故事。”

2008年我在臺灣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書名就叫《看不見的西藏》。2008年5月,我在我的博客連續被關閉,甚至遭到中國黑客的攻擊和陣亡之後,新建在牆外的博客也叫“看不見的西藏”,並且使用至今。

爲什麼要寫“看不見的西藏”?因爲能夠“看見”的,大多是強權者、殖民者授意或允許呈現的,那是一個個重新講述的故事,而我並不願意淪爲其工具。那些或者被神祕化、或者被妖魔化的圖伯特故事屢見不鮮,且被各種立場的讀者各有選擇地樂意見到,都不是我想要講述的。當然有時候我也思忖,我寫的這些“看不見”的故事,這些關於藏人於當今時代仍經受着許多民族曾有過的苦難故事,在這偌大個世界,會有多少人願意駐足停頓一下,聽一聽?而我並不是非要講述讓人感覺不自在、不舒服的故事,儘管我很希望有一天,給讀者描述的是我雪域高原在自由的陽光下煥發的獨特之美。

巴勒斯坦裔的學者薩義德在一次訪談中說的這句話,令我深以爲然:“我瞭解我的角色就是要訴說,並且重新訴說一個淪喪的故事……”。我常常會重新翻看二十幾年前或十幾年前或幾年前我在拉薩拍的照片,會驚訝地看見某種變化很大,是那種地理的變化,令我傷感和嘆息。因爲這是一種真實呈現的不斷淪喪,不斷地不倫不類的變化。就像二十幾年前的帕廓,還算是比較接近過去意義上的帕廓,而今天的帕廓越來越像一個贗品,僞裝的,殘缺的,被改造的,與當地人的生活和傳統越來越遠的,卻滿足遊客想象和興趣的,旅遊景點或主題公園。

我2018年在拉薩期間寫了一本詩集,最初提名《烈日下的叛徒》(不過後來更名爲《拉薩烈日下》)。爲什麼叫這個名字?是因爲我被祕密警察說成是“俄洛巴”,也就是藏語的ངོ་ལོག་པ།,“叛徒”的意思。當我從被警告的朋友那裏得知,我很開心,還爲此寫了一首詩:

原來他們說我是俄洛巴,
原來他們在背後警告我的朋友:
不要跟她來往,她是個俄洛巴。
我有些驚訝,更覺得愉快,
我喜歡這個藏語的稱呼,
叛徒的意思,變節分子的意思,
我很滿意他們對我的定位。

我很滿意這個新的名字,家族的
逆子?被遭警告的上師放棄的弟子?
實爲命運轉折之後的讚美和榮譽,
如同在這個浮世獲得的加冕,
而真的桂冠從來是用荊棘編成。
或許好心人會流下同情的淚水,
我卻多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和自豪。

就像是重生或轉世,
就像是逃出生天的鳥兒,
在帝國的地圖上深淵與福地並列,
或可能遭遇不測,但會換來好的業報。
既已見過那樣的美景又怎能閉目無視?
既已嘗過那樣的美味又怎可絕口不食?
我已榮獲餘生的另一種身份。

我願意成爲一個存有異心的標籤,
願意被打入另冊,歸入某個階級,
類似被邊緣化的賤民或傳染病患者,
前者不可接觸,後者亦不可接觸,
我反倒慶幸免於被庸常人所擾,
何況在究竟的意義上,誰纔是
無下限的俄洛巴,無須贅言。

我在給臺灣的出版社介紹我的這本詩集時寫道:

“我在拉薩寫的這本詩集,我自己覺得是一本重要的詩集,類似於小小的紀念碑,是以詩歌的方式來紀念淪喪的圖伯特、淪喪的拉薩。雖然詩歌的確從來都是非常小衆的文字,但我真的不是爲小衆而寫詩。詩歌可以是某種紀念碑,是樹立在淪陷的土地上有着令人心碎之美的紀念牌……

……我和王力雄,我們走到哪裏都是寫作的狀態,環境日益艱困,空間日益逼仄,但依然要堅持寫下去是吧?就像波蘭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一書中寫的:‘但是我們仍然活着,因爲我們是作家,所以我們努力去寫作。誠然,每過段時間我們當中就有人離開,不是被送到集中營就是被槍斃。對此我們無能爲力。我們這些人就像被困在一塊漂浮的、正在消融的冰塊上,根本不敢去想這冰塊什麼時候會完全融化。戰爭公報宣佈了我們這個種族最後的死期,我們在和死亡賽跑,但我們仍應堅持寫作,因爲這是我們擺脫絕望的唯一辦法。’

當然,我們現在的處境以及面臨的境況還沒有糟糕到這個地步,但是誰知道呢?就像2019年6月之前,誰也不會想到香港現在已今非昔比。”

至於讀者,或者說“默認的讀者”是誰呢?應該誰都可以吧。當然我曾有過那種對讀者的具體想像。曾經,我以爲我寫“看不見的西藏”,我在社交媒體上講述“看不見的西藏”,或許會多少改變許多人被洗腦之後扭曲的“西藏觀”,但事實證明很難。而且我也逐漸認識到,我應該是爲歷史而寫作。如果說有讀者,歷史纔是某種意義上的真正讀者。僅憑一己之力,與權力推動的洗腦工程去抗衡是艱難的。而造成洗腦事實的,絕非今日政權一家,也絕不是時間短暫得還不足百年。我的意思是,中國傳統文化從很早的孔子儒家時代就在洗腦了。事實上在大多數中國人的世界裏,有的聲音是根本不要聽的,因爲這些聲音是對大一統的否定。而大一統,已成爲他們類似基因裏的東西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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