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上)

20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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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2018年夏天我拍摄的立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唯色提供)
2018年夏天我拍摄的立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唯色提供)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为满清乾隆时期满清立。(唯色提供)
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为满清乾隆时期满清立。(唯色提供)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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