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十一)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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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十一)
Photo: RFA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并于2015年出版。而这个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这一期即是结束,在此感谢Kamila。】

卡米拉:我注意到,一些藏人作家的努力似乎是针对“东方化”或“香格里拉”这些陈规定型观念的“回复”。您是否将藏人视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唯色:“东方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神秘化,一种是妖魔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谁才是“东方主义”?》,其中写道:“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像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很激情地批评西方对图伯特的“东方主义”(当然也批评西方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建立“东方学”理论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大都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东方主义”学者们就像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武器,而图伯特被“香格里拉化”即“神秘化”的说辞,就是他们对付西方的子弹。但我并不认为藏人是被西方“香格里拉”的囚徒,这在今天是一个伪命题。(补充一句,我几乎阅读了萨义德的所有中文译著,获益匪浅。)

也因此我更愿意探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从不批评他们自己对图伯特的另一种“东方主义”呢?为何自始至终,根本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权力等等早已习以为常的,将图伯特妖魔化的方式批评半句?他们在批评西方的同时却忽略他们自己的行径,这一方面出于迎合权力的聪明,一方面也正是出于那种如同从基因里带来的大一统主义。他们是学者,又不是政客,但他们总是选择性失明,无法不让人怀疑他们身负的某种使命。

中国的藏学研究人员事实上就是帝国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具有特定政治意图”(萨义德)的。他们首先是为帝国表述,以帝国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而这一点,我还是要请你们一定看清楚。会说英语和藏语的帝国学者虽不是很多,但也有。我见过一个满口拉萨敬语的中国人,老先生,连彬彬有礼的礼节都模仿的是拉萨贵族,然而他是共产党员,他这一生在涉藏的任何研究中,都是以党的要求为第一位。党希望他来写图伯特历史,他并未说过“不”,反而从命。

但他们做得很巧妙。我指的是在图伯特议题上,他们貌似要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在高调地批评西方“香格里拉化”的时候,已经模糊了图伯特的真实现状,遮蔽了太多的事实,也就使得图伯特的声音不得不沉默,而成为另一种“东方主义的囚徒”。与此同时,比如:堪称妖魔化图伯特历史和文明的,由进入图伯特的中国军队于1960年代创作的电影《农奴》并未停止播映,至今仍在对中国人的“西藏观”反复洗脑。还有一个事例,十几年来,每天晚上,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西藏新闻”都有两分多钟的“新旧对比”、“忆苦思甜”节目,控诉万恶的“旧西藏”,感恩幸福的“新西藏”,属于电影《农奴》版系列,完全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两分钟的仇恨教育”。

作为西方研究者,或许你们应该问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那种把图伯特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2008年3月图伯特爆发抗议时,这些中国学者批评西方社会对图伯特一边倒,却为何不去反思:为什么在今天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接二连三地将自己化作冲天火焰的自焚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而这个问题,我其实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询问过中国的主流(藏学研究)学者,并且在文章最后写道:“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说‘东方主义’,一定记得萨义德在其学术巨著《东方学》的扉页上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一句是一位英国作家的话:‘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2019年12月,写于北京

2020年2月-12月,疫情中,修订于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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