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十一)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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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十一)
Photo: RFA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將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成捷克文,並於2015年出版。而這個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在此連載,這一期即是結束,在此感謝Kamila。】

卡米拉:我注意到,一些藏人作家的努力似乎是針對“東方化”或“香格里拉”這些陳規定型觀念的“回覆”。您是否將藏人視爲“香格里拉的囚徒”?

唯色:“東方主義”有兩種,一種是神祕化,一種是妖魔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誰纔是“東方主義”?》,其中寫道:“事實上,西藏既不是人們想像中的淨土,也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穢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過,西藏因爲有信仰,是一個有着絳紅色(僧侶袈裟的顏色)光芒的地方。而歷來對於西藏抱有兩種最典型的態度:妖魔化或神聖化。但結果都一樣: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很激情地批評西方對圖伯特的“東方主義”(當然也批評西方對中國的“東方主義”),建立“東方學”理論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的著作大都翻譯成了中文,中國的“東方主義”學者們就像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武器,而圖伯特被“香格里拉化”即“神祕化”的說辭,就是他們對付西方的子彈。但我並不認爲藏人是被西方“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在今天是一個僞命題。(補充一句,我幾乎閱讀了薩義德的所有中文譯著,獲益匪淺。)

也因此我更願意探究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爲何從不批評他們自己對圖伯特的另一種“東方主義”呢?爲何自始至終,根本不對自己的社會、制度、權力等等早已習以爲常的,將圖伯特妖魔化的方式批評半句?他們在批評西方的同時卻忽略他們自己的行徑,這一方面出於迎合權力的聰明,一方面也正是出於那種如同從基因裏帶來的大一統主義。他們是學者,又不是政客,但他們總是選擇性失明,無法不讓人懷疑他們身負的某種使命。

中國的藏學研究人員事實上就是帝國的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都是“具有特定政治意圖”(薩義德)的。他們首先是爲帝國表述,以帝國的立場爲自己的立場。而這一點,我還是要請你們一定看清楚。會說英語和藏語的帝國學者雖不是很多,但也有。我見過一個滿口拉薩敬語的中國人,老先生,連彬彬有禮的禮節都模仿的是拉薩貴族,然而他是共產黨員,他這一生在涉藏的任何研究中,都是以黨的要求爲第一位。黨希望他來寫圖伯特歷史,他並未說過“不”,反而從命。

但他們做得很巧妙。我指的是在圖伯特議題上,他們貌似要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在高調地批評西方“香格里拉化”的時候,已經模糊了圖伯特的真實現狀,遮蔽了太多的事實,也就使得圖伯特的聲音不得不沉默,而成爲另一種“東方主義的囚徒”。與此同時,比如:堪稱妖魔化圖伯特歷史和文明的,由進入圖伯特的中國軍隊於1960年代創作的電影《農奴》並未停止播映,至今仍在對中國人的“西藏觀”反覆洗腦。還有一個事例,十幾年來,每天晚上,西藏自治區電視臺的“西藏新聞”都有兩分多鐘的“新舊對比”、“憶苦思甜”節目,控訴萬惡的“舊西藏”,感恩幸福的“新西藏”,屬於電影《農奴》版系列,完全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描述的“兩分鐘的仇恨教育”。

作爲西方研究者,或許你們應該問一下這些中國學者,是否認可中共對“舊西藏”的定論,即“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是否承認那種把圖伯特妖魔化的“東方主義”?尤其是,當2008年3月圖伯特爆發抗議時,這些中國學者批評西方社會對圖伯特一邊倒,卻爲何不去反思:爲什麼在今天圖伯特的大地上,無數走上街頭、縱馬草原的抗議者,接二連三地將自己化作沖天火焰的自焚者,幾乎都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藏人?而這個問題,我其實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詢問過中國的主流(藏學研究)學者,並且在文章最後寫道:“既然他們這麼喜歡說‘東方主義’,一定記得薩義德在其學術鉅著《東方學》的扉頁上引用了兩句話,一句是馬克思的話:‘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一句是一位英國作家的話:‘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

2019年12月,寫於北京

2020年2月-12月,疫情中,修訂於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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