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十一）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將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成捷克文，並於2015年出版。而這個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在此連載，這一期即是結束，在此感謝Kamila。】

卡米拉：我注意到，一些藏人作家的努力似乎是針對“東方化”或“香格里拉”這些陳規定型觀念的“回覆”。您是否將藏人視爲“香格里拉的囚徒”？

唯色：“東方主義”有兩種，一種是神祕化，一種是妖魔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誰纔是“東方主義”？》，其中寫道：“事實上，西藏既不是人們想像中的淨土，也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穢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過，西藏因爲有信仰，是一個有着絳紅色（僧侶袈裟的顏色）光芒的地方。而歷來對於西藏抱有兩種最典型的態度：妖魔化或神聖化。但結果都一樣：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很激情地批評西方對圖伯特的“東方主義”（當然也批評西方對中國的“東方主義”），建立“東方學”理論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的著作大都翻譯成了中文，中國的“東方主義”學者們就像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武器，而圖伯特被“香格里拉化”即“神祕化”的說辭，就是他們對付西方的子彈。但我並不認爲藏人是被西方“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在今天是一個僞命題。（補充一句，我幾乎閱讀了薩義德的所有中文譯著，獲益匪淺。）

也因此我更願意探究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爲何從不批評他們自己對圖伯特的另一種“東方主義”呢？爲何自始至終，根本不對自己的社會、制度、權力等等早已習以爲常的，將圖伯特妖魔化的方式批評半句？他們在批評西方的同時卻忽略他們自己的行徑，這一方面出於迎合權力的聰明，一方面也正是出於那種如同從基因裏帶來的大一統主義。他們是學者，又不是政客，但他們總是選擇性失明，無法不讓人懷疑他們身負的某種使命。

中國的藏學研究人員事實上就是帝國的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都是“具有特定政治意圖”（薩義德）的。他們首先是爲帝國表述，以帝國的立場爲自己的立場。而這一點，我還是要請你們一定看清楚。會說英語和藏語的帝國學者雖不是很多，但也有。我見過一個滿口拉薩敬語的中國人，老先生，連彬彬有禮的禮節都模仿的是拉薩貴族，然而他是共產黨員，他這一生在涉藏的任何研究中，都是以黨的要求爲第一位。黨希望他來寫圖伯特歷史，他並未說過“不”，反而從命。

但他們做得很巧妙。我指的是在圖伯特議題上，他們貌似要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在高調地批評西方“香格里拉化”的時候，已經模糊了圖伯特的真實現狀，遮蔽了太多的事實，也就使得圖伯特的聲音不得不沉默，而成爲另一種“東方主義的囚徒”。與此同時，比如：堪稱妖魔化圖伯特歷史和文明的，由進入圖伯特的中國軍隊於1960年代創作的電影《農奴》並未停止播映，至今仍在對中國人的“西藏觀”反覆洗腦。還有一個事例，十幾年來，每天晚上，西藏自治區電視臺的“西藏新聞”都有兩分多鐘的“新舊對比”、“憶苦思甜”節目，控訴萬惡的“舊西藏”，感恩幸福的“新西藏”，屬於電影《農奴》版系列，完全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描述的“兩分鐘的仇恨教育”。

作爲西方研究者，或許你們應該問一下這些中國學者，是否認可中共對“舊西藏”的定論，即“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是否承認那種把圖伯特妖魔化的“東方主義”？尤其是，當2008年3月圖伯特爆發抗議時，這些中國學者批評西方社會對圖伯特一邊倒，卻爲何不去反思：爲什麼在今天圖伯特的大地上，無數走上街頭、縱馬草原的抗議者，接二連三地將自己化作沖天火焰的自焚者，幾乎都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藏人？而這個問題，我其實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詢問過中國的主流（藏學研究）學者，並且在文章最後寫道：“既然他們這麼喜歡說‘東方主義’，一定記得薩義德在其學術鉅著《東方學》的扉頁上引用了兩句話，一句是馬克思的話：‘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一句是一位英國作家的話：‘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

2019年12月，寫於北京

2020年2月-12月，疫情中，修訂於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