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苦难须如实记录,而不应该赞美或浪漫化(一)

2024.05.17
评论 | 唯色:苦难须如实记录,而不应该赞美或浪漫化(一) 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多吉扎寺
唯色拍摄

46708rfa8bc48bba1-003.jpeg从网上得知藏传佛教宁玛派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于226日在拉萨圆寂的消息,让我想起去年夏秋时节朝拜卫藏诸多寺院,其中有距离桑耶寺不远的多吉扎寺,在一座传说状如金刚杵的岩石山麓,紧邻静静流淌的雅鲁藏布江水,一旁长长的竖立着红色标语牌的高速公路上车辆飞驰。

始建于16世纪的多吉扎寺,虽有宁玛派六大祖庭之一的古旧声名,却比较崭新,无论外观建筑和内供塑像、壁画唐卡等。当然,只要了解图伯特寺院历史就会知道如此不相符的缘故是什么。简言之,与图伯特几乎所有寺院的命运一样,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遭到了灭顶之劫,或夷为废墟,或被洗掠一空。空旷的大殿里,照顾点燃的酥油供灯的中年僧人答复我的询问:“‘人类杀劫’(‘文化大革命’的藏语谐音)那时,寺院的无数法宝被积极分子们抛入了滔滔江水,旧的所剩无几。”

也与所有劫后重生的寺院一样,多吉扎寺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重建,但就像病后如抽丝,恢复的过程缓慢,而今仍能在寺院周围见到残垣断壁,往高处看,在寺院背后的陡峭山坡上,那里曾有一座威严的宗堡矗立,但现在只有经幡飘拂。

作为多吉扎寺的寺主,多吉扎仁波切的传承以伏藏大师闻名,因而冠以“仁增钦摩”的名号,诸多具有教化意义的事迹流传至今,包括推崇并实修宁玛教法的五世尊者达赖喇嘛与多吉扎寺及寺主之间有着深厚法缘的故事。我曾读过法国藏学家A.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女士的文章《五世达赖喇嘛的雕像》,写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拥有多把法剑即多吉普巴(金刚橛),并且随身佩带的一把金刚橛可能为伏藏珍品,最早属宁玛派一位大成就者,赠予五世尊者后他长达二十多年不离身,佩带于腰带上,这实际上“是宁玛派成员的标志”,而他与多吉扎白玛赤来仁波切往来密切,当多吉扎仁波切希望得到五世尊者的法剑,五世尊者赠送的正是这把伏藏法剑,送抵多吉扎寺的时候,“恰逢白玛赤来正在其密殿举行法剑成就仪轨。他喜出望外,如同对待大神(为成就者准备法剑的曼陀罗之神)一般凝视它”。但五世尊者达赖喇嘛圆寂三十多年后,1718年蒙古准噶尔部军队侵扰卫藏,多吉扎寺被破坏,多吉扎白玛赤来仁波切遭到杀害。

多吉扎寺大殿供奉的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照片。(唯色拍摄)
多吉扎寺大殿供奉的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照片。(唯色拍摄)

近日圆寂的第十世多吉扎江白洛桑仁波切,1937年出生于拉萨,五岁时被认证,成为多吉扎寺寺主。有关他的介绍所见不多,相关略传简明扼要地写他在二十岁即1957年之前,向诸多宁玛大师学习到宁玛派所有重要教法,但“在动荡时期,……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文革后,“莅临早已成为废墟的多吉扎寺,克服种种困难,修复了多吉扎寺诸殿堂和佛像,还特别关照多吉扎寺的诸属寺”。

我没有见到过多吉扎仁波切,亦了解不多,只知他有世俗意义的家庭和子女,并有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虚职,长年居住拉萨。另外知道他的一些往事,如年轻时遇上世事反转,是率军进入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共要“团结”和“争取”的上层宗教界人士,1956年被委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那时候,出于统战上层人士的目的,中共在拉萨大办舞会,于是盛行交谊舞,我曾听第十世德木仁波切的儿子、摄影家德木·旺久多吉说:“当时有很多贵族和活佛都很热衷于跳舞,紧挨着我家的农牧处礼堂每周都有舞会,记得现在的多吉扎活佛经常在里面跳舞……”

在多吉扎寺的小殿见到多吉扎寺毁于文革前的旧照,摄影者不知。(唯色拍摄)
在多吉扎寺的小殿见到多吉扎寺毁于文革前的旧照,摄影者不知。(唯色拍摄)

1963年,中共在拉萨办“青少年活佛学习班”,多吉扎仁波切是老师之一,与十一位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法王、仁波切在一起接受“思想改造”。1964年十世班禅喇嘛因给毛泽东递交关于全藏各地真实情况的“七万言书”被批斗,以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暴袭来,“青少年活佛学习班”的学生和老师全都遭到了从肉体至灵魂的各种磨难。

我曾在关于六世热振仁波切及喜德林寺(属于热振寺的经学院)的文章中写过:

“‘青少年活佛班’听上去不错,其实是‘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这都是那个极权统治者的专门术语。比如担任班长的热振仁波切单增晋美,被认为是‘小班禅集团’的骨干,每日写检查,交待‘反动思想’。之后,十一位青少年活佛全都集中在拉萨郊外去牧羊放牛,养猪捕鱼,掏猪圈搬石头,用‘六六六’药粉杀虫子;因为经常挨饿,只好偷吃掺有酒糟的猪饲料,结果大都有了酒瘾,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安置在诸如政协、佛协之类被党统战的单位充当‘花瓶’,但其中一些仁波切的一生已经给毁了。

1963年开办的“青少年活佛学习班”的诸位仁波切于1978年获“落实政策”后的合影,左三是热振仁波切。(图片来自网络/唯色提供)
1963年开办的“青少年活佛学习班”的诸位仁波切于1978年获“落实政策”后的合影,左三是热振仁波切。(图片来自网络/唯色提供)

比如热振仁波切,他的一生就非常悲惨,比他做过摄政王的前世更悲惨,不但在文革中坐牢三年,劳动改造,文革后甚至多次疯癫。据了解,第一次发疯是1987年,他赴北京索要文革时被掠夺的古旧唐卡,与相关官员发生争执,不知是气急攻心,或如传闻中被人下毒,当晚他一口牙齿全脱落不说,竟一度神志不清。第二次发疯是19893月,大昭寺举行新年祈愿大法会之时,僧侣与民众举事抗议被镇压,正在家中修法的他听闻事变当场精神失常。第三次发疯是1995年,当局将达赖喇嘛认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五岁的牧人男孩囚禁,钦定另一名孩童僭越登上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法座,并要求诸多仁波切去北京举手表态,但热振仁波切却在临行前夕突然失常。可是,正如他对恳劝他治病的侍者所言:‘我什么时候发疯,你应该知道。’

他还多次递交报告,要求当局归还喜德扎仓,愿意自己出钱修复,却不被理会,尽管他有了诸如政协常委、佛协副会长的头衔。旧痼新疾,以及我们无法知晓的心事重重,终于在1997年摧毁了他50岁的肉体,怅然离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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