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苦難須如實記錄,而不應該讚美或浪漫化(一)

2024.05.17
評論 | 唯色:苦難須如實記錄,而不應該讚美或浪漫化(一) 位於雅魯藏布江北岸的多吉扎寺
唯色拍攝

46708rfa8bc48bba1-003.jpeg從網上得知藏傳佛教寧瑪派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於226日在拉薩圓寂的消息,讓我想起去年夏秋時節朝拜衛藏諸多寺院,其中有距離桑耶寺不遠的多吉扎寺,在一座傳說狀如金剛杵的岩石山麓,緊鄰靜靜流淌的雅魯藏布江水,一旁長長的豎立着紅色標語牌的高速公路上車輛飛馳。

始建於16世紀的多吉扎寺,雖有寧瑪派六大祖庭之一的古舊聲名,卻比較嶄新,無論外觀建築和內供塑像、壁畫唐卡等。當然,只要瞭解圖伯特寺院歷史就會知道如此不相符的緣故是什麼。簡言之,與圖伯特幾乎所有寺院的命運一樣,皆在這半個多世紀裏遭到了滅頂之劫,或夷爲廢墟,或被洗掠一空。空曠的大殿裏,照顧點燃的酥油供燈的中年僧人答覆我的詢問:“‘人類殺劫’(‘文化大革命’的藏語諧音)那時,寺院的無數法寶被積極分子們拋入了滔滔江水,舊的所剩無幾。”

也與所有劫後重生的寺院一樣,多吉扎寺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重建,但就像病後如抽絲,恢復的過程緩慢,而今仍能在寺院周圍見到殘垣斷壁,往高處看,在寺院背後的陡峭山坡上,那裏曾有一座威嚴的宗堡矗立,但現在只有經幡飄拂。

作爲多吉扎寺的寺主,多吉扎仁波切的傳承以伏藏大師聞名,因而冠以“仁增欽摩”的名號,諸多具有教化意義的事蹟流傳至今,包括推崇並實修寧瑪教法的五世尊者達賴喇嘛與多吉扎寺及寺主之間有着深厚法緣的故事。我曾讀過法國藏學家A.麥克唐納(Ariane Macdonald)女士的文章《五世達賴喇嘛的雕像》,寫五世尊者達賴喇嘛擁有多把法劍即多吉普巴(金剛橛),並且隨身佩帶的一把金剛橛可能爲伏藏珍品,最早屬寧瑪派一位大成就者,贈予五世尊者後他長達二十多年不離身,佩帶於腰帶上,這實際上“是寧瑪派成員的標誌”,而他與多吉扎白瑪赤來仁波切往來密切,當多吉扎仁波切希望得到五世尊者的法劍,五世尊者贈送的正是這把伏藏法劍,送抵多吉扎寺的時候,“恰逢白瑪赤來正在其密殿舉行法劍成就儀軌。他喜出望外,如同對待大神(爲成就者準備法劍的曼陀羅之神)一般凝視它”。但五世尊者達賴喇嘛圓寂三十多年後,1718年蒙古準噶爾部軍隊侵擾衛藏,多吉扎寺被破壞,多吉扎白瑪赤來仁波切遭到殺害。

多吉扎寺大殿供奉的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照片。(唯色拍攝)
多吉扎寺大殿供奉的第十世多吉扎仁波切照片。(唯色拍攝)

近日圓寂的第十世多吉扎江白洛桑仁波切,1937年出生於拉薩,五歲時被認證,成爲多吉扎寺寺主。有關他的介紹所見不多,相關略傳簡明扼要地寫他在二十歲即1957年之前,向諸多寧瑪大師學習到寧瑪派所有重要教法,但“在動盪時期,……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文革後,“蒞臨早已成爲廢墟的多吉扎寺,克服種種困難,修復了多吉扎寺諸殿堂和佛像,還特別關照多吉扎寺的諸屬寺”。

我沒有見到過多吉扎仁波切,亦瞭解不多,只知他有世俗意義的家庭和子女,並有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虛職,長年居住拉薩。另外知道他的一些往事,如年輕時遇上世事反轉,是率軍進入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共要“團結”和“爭取”的上層宗教界人士,1956年被委任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副會長。那時候,出於統戰上層人士的目的,中共在拉薩大辦舞會,於是盛行交誼舞,我曾聽第十世德木仁波切的兒子、攝影家德木·旺久多吉說:“當時有很多貴族和活佛都很熱衷於跳舞,緊挨着我家的農牧處禮堂每週都有舞會,記得現在的多吉扎活佛經常在裏面跳舞……”

在多吉扎寺的小殿見到多吉扎寺毀於文革前的舊照,攝影者不知。(唯色拍攝)
在多吉扎寺的小殿見到多吉扎寺毀於文革前的舊照,攝影者不知。(唯色拍攝)

1963年,中共在拉薩辦“青少年活佛學習班”,多吉扎仁波切是老師之一,與十一位藏傳佛教各教派的法王、仁波切在一起接受“思想改造”。1964年十世班禪喇嘛因給毛澤東遞交關於全藏各地真實情況的“七萬言書”被批鬥,以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暴襲來,“青少年活佛學習班”的學生和老師全都遭到了從肉體至靈魂的各種磨難。

我曾在關於六世熱振仁波切及喜德林寺(屬於熱振寺的經學院)的文章中寫過:

“‘青少年活佛班’聽上去不錯,其實是‘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這都是那個極權統治者的專門術語。比如擔任班長的熱振仁波切單增晉美,被認爲是‘小班禪集團’的骨幹,每日寫檢查,交待‘反動思想’。之後,十一位青少年活佛全都集中在拉薩郊外去牧羊放牛,養豬捕魚,掏豬圈搬石頭,用‘六六六’藥粉殺蟲子;因爲經常捱餓,只好偷喫摻有酒糟的豬飼料,結果大都有了酒癮,直到1978年才被‘落實政策’,安置在諸如政協、佛協之類被黨統戰的單位充當‘花瓶’,但其中一些仁波切的一生已經給毀了。

1963年開辦的“青少年活佛學習班”的諸位仁波切於1978年獲“落實政策”後的合影,左三是熱振仁波切。(圖片來自網絡/唯色提供)
1963年開辦的“青少年活佛學習班”的諸位仁波切於1978年獲“落實政策”後的合影,左三是熱振仁波切。(圖片來自網絡/唯色提供)

比如熱振仁波切,他的一生就非常悲慘,比他做過攝政王的前世更悲慘,不但在文革中坐牢三年,勞動改造,文革後甚至多次瘋癲。據瞭解,第一次發瘋是1987年,他赴北京索要文革時被掠奪的古舊唐卡,與相關官員發生爭執,不知是氣急攻心,或如傳聞中被人下毒,當晚他一口牙齒全脫落不說,竟一度神志不清。第二次發瘋是19893月,大昭寺舉行新年祈願大法會之時,僧侶與民衆舉事抗議被鎮壓,正在家中修法的他聽聞事變當場精神失常。第三次發瘋是1995年,當局將達賴喇嘛認證的十一世班禪喇嘛、五歲的牧人男孩囚禁,欽定另一名孩童僭越登上十一世班禪喇嘛的法座,並要求諸多仁波切去北京舉手表態,但熱振仁波切卻在臨行前夕突然失常。可是,正如他對懇勸他治病的侍者所言:‘我什麼時候發瘋,你應該知道。’

他還多次遞交報告,要求當局歸還喜德扎倉,願意自己出錢修復,卻不被理會,儘管他有了諸如政協常委、佛協副會長的頭銜。舊痼新疾,以及我們無法知曉的心事重重,終於在1997年摧毀了他50歲的肉體,悵然離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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