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重又推出西藏文革泥塑《農奴憤》只是出於懷舊嗎?(一)

2024.06.19
評論 | 唯色:重又推出西藏文革泥塑《農奴憤》只是出於懷舊嗎?(一) 中國著名雕塑家曹春生的《農奴憤》人像,今改鑄銅,併爲中央美術學院收藏。
唯色提供

bd3e1988-3efd-4a43-9be1-94ee3c809c69.jpeg一、《農奴憤》又回來了

有些事情非常有意思,值得觀察者持續地觀察,研究者深入地研究,記錄者及時地記錄,評論者精準地評論。譬如這些年,原已銷聲匿跡的西藏文革象徵物——大型泥塑羣雕《農奴憤》,又從早就消失的“西藏革命展覽館”的垃圾堆裏翻出來了,畫冊重新出版,殘品隆重展出,甚至在“國家美術館”之稱的中國美術館列爲“中國百年雕塑經典”,其中被視爲典型形象的泥塑得以重塑甚至銅鑄。並且,在一篇篇文章裏,起先語調謹慎,以稱讚其藝術性爲多,似乎政治宣傳品也含有所謂的藝術價值;隨着政治環境的變化,泥塑《農奴憤》之類的政治功能被愈來愈高調地推崇。

以近年的兩篇文章爲例:2021年9月13日,中國文化部主辦的《中國文化報》發表文章《歷史輝煌與時代矚望——西藏美術發展70年》,以總結性、表彰性的語調寫道: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美術也難以擺脫追求高大全、紅光亮的創作套路,但是西藏美術隊伍在注重培養工農兵牧人才的基礎上,依然有所發展,而且在統一領導下開始有組織地以集體面目參加全國美展。尤其需要提出的是,爲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10週年,自治區黨委、政府直接領導,中央美術學院、魯迅美術學院、西藏展覽館藝術家用一年多時間,合作完成了大型泥塑羣雕《農奴憤》,這組由圓雕、浮雕、繪景組合而成,有106位人物形象的作品,全面立體地展示了封建農奴所遭受的沉重壓迫,揭示了農奴必將翻身解放的歷史必然,被藝術界公認爲是和同時代美術鉅製《收租院》相媲美的經典作品。”

2017年中國美術館主辦“首屆全國雕塑藝術大展“,30餘件《農奴憤》頭像殘存隆重展出。(唯色提供)
2017年中國美術館主辦“首屆全國雕塑藝術大展“,30餘件《農奴憤》頭像殘存隆重展出。(唯色提供)

還有一篇文章於2022328日,一個特殊的日子,在西藏自治區主辦的《西藏人文地理》雜誌發表,題爲《西藏農奴解放日,揭祕泥塑<農奴憤>》,開篇便提“藝術價值”,並繼續與泥塑《收租院》相提並論:“在中國雕塑界有兩組標誌性的作品,雖然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時代特色,但他們的藝術價值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直到如今也無法被超越,可以說是中國當代雕塑的扛鼎之作、雙子塔。其中一組是成都大邑的《收租院》,另一組就是西藏拉薩的《農奴憤》,這兩組作品都是由當年中央美院等單位創作的。《農奴憤》羣雕之前一直在西藏革命展覽館展出,是西藏孩子最爲恐怖的集體記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農奴憤》破損嚴重……”

接下來,這篇文章引述了當今西藏美術界的權威、原西藏文聯主席韓書力的回憶,出生於北京並於文革後期進藏,在當時的“西藏革命展覽館”業務組就職的他,與創作《農奴憤》的十幾位雕塑者相交甚深,並且亦參與其中,協助塑像。他還介紹陪同華裔英籍作家韓素音參觀《農奴憤》,稱韓素音說“很好的展覽,很有藝術性啊!應該介紹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西藏的過去是什麼樣的”,而韓素音是文革當中第一位得到當局批准訪問西藏的“紅色洋喉舌”,據說還乘坐官方特別爲她安排的上海牌轎車去大昭寺遊覽,讚揚壁畫美麗,卻絕口不提那些鮮豔的壁畫是重新補畫的,而真正美麗的古老原畫在文革伊始就被紅衛兵和“積極分子”用鐵鍬之類的工具剷掉了。

文革後期,西藏革委會邀請北京和瀋陽的十幾位雕塑家來拉薩雕塑《農奴憤》。(唯色提供)
文革後期,西藏革委會邀請北京和瀋陽的十幾位雕塑家來拉薩雕塑《農奴憤》。(唯色提供)

其實韓書力專門撰文懷念過泥塑《農奴憤》,多年來還寫過好幾篇,多有重複,絮絮叨叨。他如是評價:“……它(《農奴憤》)至少稱得上是較忠實地記錄與再現了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社會面貌,是一組有着較高歷史認知和藝術感染力的雕塑作品。”他還十分惋惜地說:“1996年,布達拉宮廣場改擴建總體規劃出來後,原處布達拉宮宮牆東南側的西藏展覽館就決定搬家遷址,包括泥塑《農奴憤》在內的許多‘帶着歷史痕跡’的展品,也同樣面臨着再安置的局面。但當時如何安置實在是有些尷尬的,這其中有不少原因,場地、資金、觀衆等等,當然也基於對‘展品’歷史和藝術等價值的認識不清和意識等問題。但我以爲,這些記述這藏民族20世紀前半頁沉重足跡的東西,確實是應該保存下來的。”韓書力的這篇文章《農奴解放日,再看雕塑<農奴憤>》也發表於《西藏人文地理》雜誌,也是在202132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

《西藏人文地理》公衆號懷念文革泥塑《農奴憤》的文章截圖。
《西藏人文地理》公衆號懷念文革泥塑《農奴憤》的文章截圖。

這裏需要大致地介紹一下328日何以特殊,實際上是當代西藏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當然,只要瞭解當代西藏的真實歷史,就會知道緣於19593月所發生的世事反轉之變,以致於那年3月佈滿了特殊的日子,如310日,在拉薩的各地藏人爲保護達賴喇嘛而日夜聚集羅布林卡;312日,數千西藏婦女在布達拉宮前集會抗議西藏被佔領;317日,達賴喇嘛與多位高僧、家人、官員踏上了去往他國的流亡之路;326日,在距印度邊界不遠的邊境隆子縣,正如達賴喇嘛在自傳中所言:“在此駁斥《十七條協議》,宣佈恢復我的政府是爲西藏唯一合法的統治機構”;328日,中共宣佈解散西藏噶廈政府,而噶廈政府在西藏已經存在了兩百零八年。

此後,年年3月都是西藏的敏感時間段,抗議和鎮壓也往往發生在3月。如19883月、19893月在拉薩發生的抗議遊行,以及以“平暴”爲名義的鎮壓和戒嚴。又如20083月從拉薩蔓延全藏多地的抗議(也即官方所稱的“‘314騷亂”或“拉薩‘314’暴亂事件”)更是舉世矚目,成爲中共當局在2009年宣佈328日爲“農奴解放紀念日”的動機:“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就是要讓包括藏族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永遠牢記50年前的‘民主改革’,從此‘西藏百萬農奴’掙脫了舊的封建農奴制度枷鎖成爲國家的主人。”然而正如歷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的質問:“如果中國政府的主張有任何確實根據的地方,你只需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在五十年後,爲什麼‘被解放的農奴’要起來反抗他們的解放者?”

既然“農奴解放紀念日”已確立,迄今十五年來每逢此日,各種相關宣傳轟轟烈烈,其中就包括西藏文革泥塑《農奴憤》被隆重地、而且是越來越被隆重地推出,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某種懷舊呢?或者說,看上去像一場懷舊?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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