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三）(唯色)

毀於文革及之後的喜德林寺廢墟，與旁邊的大型商場構成某種意味深長的對比。(唯色攝)

6、

我在繼續用父親留下的相機拍照的同時，好似患了“文革後遺症”，着迷於對拉薩廢墟的記錄與懷舊。

實際上我每次回到拉薩，興趣尤爲濃厚的是這三座毀於文革的廢墟：喜德林廢墟、堯西達孜廢墟、甘丹貢巴（甘丹寺）廢墟。第一座廢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說經學院，第二座廢墟的前生是尊者達賴喇嘛的父母及親人在拉薩的家園，第三座廢墟是今已修復大半顯得輝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說最方便去的是位於老城中的喜德林廢墟，多年來，用各種相機拍下幾乎雷同的照片。這裏的每一處我都熟悉，就像被共產蘇聯迫害致死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Mandelstam) 所寫：“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淚水，/我的纖維、我童年膨脹的腺曾多麼熟悉它。”[1]有時候我會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時候會逗逗經過的小貓小狗，但在內心深處，感覺來這裏“已經變成我非官方的禮儀”[2]。

我亦逐漸認識到，對於拉薩這座滄桑古城裏的廢墟，無論掩飾還是避而不談，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種“沒收記憶”的動作。所以我在記錄這些廢墟時總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觀，也要提供細節。而細節恰恰充斥在累年來的紀實拍攝中。比如，張貼在喜德林廢墟入口處的，有“中國英雄”雷鋒的肖像，還有時下流行全中國的“中國夢”宣傳畫上寫着“中國何以強，緣有共產黨”這樣的標語，具有意識形態的映射和殖民主義的高傲，旁邊新蓋的象徵經濟成功的大型商場則表明消費主義的泛濫。有一次，我站在這個商場頂層，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廢墟的全貌，在大片與中國城市建築相似的樓房叢中宛如一塊傷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場的通道階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堯西達孜廢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紅旗的布達拉宮近貌——這是令人深思的對比：紀念與消費，歷史與殖民化，政治化與商業化，等等。

從另一個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廢墟跟前望向左邊，大片玻璃構成的商場外牆反射着拉薩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廢墟更加廢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陽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時代廣場”會顯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實它是現代烏托邦的廢墟，凸顯人類的慾望。也即：在拉薩老城，至少在這一片，有兩座廢墟揭示了驚人的無常之變——一座是神力廢墟狀如巨大堡壘，成爲被裝葺得猶如舞臺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與繁華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廢墟，掩蔽在小巷深處，外人知道的不多，卻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隱喻，其周圍過去是數百僧侶的住處，如今有八十多戶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邊地藏人，還有漢人民工和回族商販，以至於“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間界線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經顯著且尊貴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堯西達孜，尊者達賴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敗。即使從布達拉宮頂上望去，也難找到。一來，它周圍毫無風格的房子太多了，太醜了，太高了，完全填滿當年鬱鬱蔥蔥的林苑；二來，只要仔細辨認，還是能找到，但還不如尋它不見。因爲當發現之時，突然襲來的悲哀無以言表。堯西達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觀髒污不堪，內裏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傳統，每年秋季吉日會爲建築物刷牆，那些具有神聖意義的建築物的白灰塗料中還添有牛奶、蜂蜜、藏紅花等，以示供奉、祈福與助力。但堯西達孜在1959年3月17日尊者達賴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後，便被“解放者”——如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綠色衣服的暴發戶”[3]——取消了所有權，而且以革命的名義，在不同時期有了這樣的稱謂：“二所”、“造總”總部、西藏大廈的職工宿舍。所謂“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謂“造總”總部，即拉薩兩大造反派之一的據點，文革期間專門接待從中國各地到拉薩串聯的紅衛兵，極盡各種破壞之能事；在被當作旅館並由旅館工作人員使用時，則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大雜院。

2013年有三次，我與友人很幸運，得以悄悄進入外牆懸掛川菜館、淋浴水洗理髮店和招待所的堯西達孜廢墟，而這之前及之後，外院鐵門都被上鎖，且有人看守，無法進得去。徜徉於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園，龐大的院內長滿雜草，通往正屋的甬道兩邊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車、摩托車，就像一個用處不大的倉庫。左右房舍爲兩層樓，右邊房舍樓下拴着四五頭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開飯館的漢人老闆來餵食，顯然這幾頭藏獒是他待價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這個說四川話的男子叫來了藏人保安驅逐我們，我就用藏語反問“誰纔是這裏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尷尬。

從散發腐爛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樓，穿過或長或短、已有多處下陷的走廊，幾排當年安裝的從印度進口的鐵欄杆雖已生鏽卻還結實，連串異域花紋在夕陽下的倒影分外別緻。挨個走入塵埃瀰漫、陰暗不明的房間，有的牆上貼着八十年代的中國明星畫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報》，有的門上貼着大紅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國門神畫像，也有門上貼着一張慘白封條，上書“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爲深刻的，不是從殘缺的窗戶逆光望見尊者從童年住到青年的頗章布達拉，不是三樓左右兩側的過道和房間已塌陷得觸目驚心，而是一面掛在空空蕩蕩的大廳柱子上的殘破鏡子。如果走近，會不會瞥見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跡？會不會聽見流亡異國他鄉的尊者悲痛低語：“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國倏忽全失……”[4]？會不會看見四面牆上的美妙壁畫被殺氣騰騰的文革標語及凶神惡煞的馬恩列斯毛[5]的血腥頭像覆蓋？或者就像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詩：“……在道路的盡頭，/這兒有一面鏡子，可以進去一遊。”[6]而進去的結果，既能看見“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見鏡中的自己其實是那麼的無依無靠，卻又從未有過的美麗，如此令人着迷，彷彿可以隱身其中，不必再被國家機器盯梢、威脅和侮辱。

至於甘丹寺廢墟，原本是在文革結束後，由無數藏人信衆自發修復，但中國官媒卻反覆宣稱是“國家進行大規模的修復”，還羅列了當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項的數字。看上去，破壞成了無法抗拒的因素，所謂的“國家”從來都是無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舊西藏”毫不客氣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擁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卻在一場場革命之後，僅剩十多座。雖然現如今大多數寺院已修復，但規模遠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國家”爲修復付出的，根本無法與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後重生的寺院，都傾注着藏人們虔誠的汗珠和懺悔的熱淚，銘刻着這片土地上的衆生與苦難的六道輪迴和兇險的權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認爲其他寺院應該修復，甘丹寺則不必修復，因爲被夷爲廢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紀念館。就像許多蒙難的寺院都塗滿了文革口號、毛語錄及頭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溫一次都是恥辱，儘管我理解藏人們將之剷除或塗抹的行爲，但還是應該保留下來。廢墟是任何一種修復或復原都無法替代的。如果認爲非得重新修蓋仿若從前的神聖建築纔算是甘丹寺永遠存在的證據，這其實是一種對於實相的執着。從佛法的角度來說，廢墟與死亡一樣，乃是無常在人世間最爲真切的教訓。從美學的角度來說，瘡痍滿目的廢墟遠比嶄新的雕樑畫棟更爲美麗。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實際上需要這樣一座紀念館。

有人說我是“西藏的憑弔者”，仔細想想，我並不認爲這不符合事實。因爲我對這些廢墟的記錄，正是一種“深層哀悼”。在漸漸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廢墟似乎可以復活，或者說日益傾覆的廢墟也許會獲得再生的力量。這麼說吧，這些廢墟都是拉薩的創傷，佈滿歷史纏繞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諸多變遷的見證，顯示了物質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說的無常，因此“可能變成反思型環境的空間”。布羅茨基早就評論過極權製造的廢墟：“你不能用一頁《真理報》遮蓋廢墟。空洞的窗子向我們張開大口，如同骷髏的眼窩，而我們雖然很小，卻能感知到悲劇。確實，我們無法把自己與廢墟聯繫起來，但這不見得是必要的：廢墟散發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麼，我像什麼呢？是不是，我像一個隱祕的、並不專業的考古愛好者，也像一個着了魔的廢墟收藏者，更像是這個被佔領的老城裏的流亡者之一，心懷許多個前世的記憶流亡着？當我在喜德林廢墟、堯西達孜廢墟、甘丹貢巴廢墟反覆徘徊時，其實是從廢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堯西達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貢巴。這是一種類似於在中陰道路上的旅行，閃爍着奇異的光芒和誘惑，在貢覺松（佛法僧三寶）的護佑下，得以重新成爲這些廢墟的真正居民，雖不能安住，卻多少知足。

7、

逐漸地，在重新拍攝與記錄中，我像是從對西藏文革的倦怠裏恢復過來，重又繼續研究父親生前拍攝的照片，包括記錄了兒女成長的家庭照片。並將從拉薩家裏帶往北京的底片掃描，於是電腦變成了讓昨日再現的場域。反覆地看，反覆地看，又發現驚人的細節。我指的是那幾張背景爲布達拉宮的照片。

也許驚訝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記者來訪，我指着鑲在書櫃木框內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張，那個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歲女孩（正是我）伏在父親的永久牌自行車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綽綽的布達拉宮。雖然影影綽綽，卻也顯示出有五個數層樓高的漢字矗立其頂。“那是‘毛主席萬歲’”，我告訴長相美麗的女記者，期待她驚呼一聲，但無論是年輕的中國翻譯還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對此興趣缺缺，就像是歷史已翻過那一頁，不必再提。

似乎從來無人提起過布達拉宮在文革時的遭遇。事實上，布達拉宮被革命者痛斥爲“三大領主的總頭子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封建堡壘之一”險遭滅頂之災。甚至差點被改名爲“東方紅宮”。而我的發現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當年的目睹者應該多得很，卻無人說起，就像是已經集體失憶。我曾問過母親，文革期間，是不是布達拉宮的頂上豎立起“毛主席萬歲”的巨大牌子？母親凝神回憶，才恍然記起般說道：“哦惹（對啊），當年是有五個大牌子，怎麼給忘了？”但母親的記憶是殘缺的，因爲除了將這五個字刻成巨大牌子，置於布達拉宮頂上俯瞰衆生，外來的“解放者”還仿照北京天安門城樓，在布達拉宮的左側豎立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標語牌，右側豎立寫有“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標語牌。有一度，還將五星紅旗插上布達拉宮，把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高懸其間。實際上更早，在1959年3月23日，尊者達賴喇嘛被迫逃離拉薩的第六天，在槍聲與硝煙中，在血泊與淚水中，“中共在布達拉宮升起了五星紅旗。這是中共第一次有辦法在這個最神聖、最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上升五星旗。‘象徵光輝與喜悅的中國國旗在拉薩的微風中飄揚，迎接這個古老城市的新生，’擴音器大聲廣播解放軍已經佔領了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也象徵叛亂的結束。”[8]

很遺憾，我父親似乎沒有專門拍攝過文革時的布達拉宮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達拉宮爲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將照片做了裁剪，以至於這些標語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歷史現場的寶貴記錄。

還有一個故事需要講述。2012年9月在柏林國際文學節上，我從《殺劫》中選了二十四張照片參展。一併參加題爲《無形監獄-有形監獄》展覽的，還有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詩人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作品。我父親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數民族”、中共軍官，而在這個展覽上，他的身份是攝影家。德國之聲報道說：“澤仁多吉的攝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貴歷史記錄，獨一無二的西藏文革記錄。”

這批照片原樣由我提供，主辦者洗印、放大並會適當修片。展覽結束後，朋友從柏林帶回照片送給我，相紙上好，製作專業，遠勝過我父親當年在西藏軍區沖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張讓我驚訝，啞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覺出某種意義。

那張拍攝於1966年8月某日的照片，記錄了拉薩大貴族、中共合作者桑頗•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鬥的場景。他的生平、經歷以及與家人的不幸遭遇，《殺劫》中都有圖文介紹。從照片上可見，批鬥他的紅衛兵和“積極分子”強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員的服飾，看上去華麗，實則倍受羞辱，以致他尊嚴全無，竟當衆流下長長的鼻涕。我從小就見過這張照片，印象極爲深刻，因爲我無法理解一個長者怎麼可以當衆流下鼻涕，如此狼狽不堪？

可是，桑頗•才旺仁增被批鬥的照片在柏林國際文學節上展出時，那道長長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見了。帶回照片的朋友笑說，那道鼻涕被德國修片師當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劃痕給修掉了。

在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的幫助下，修片是如此徹底，以致到了絲毫不見痕跡的地步。具有羞恥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於德國那位心地單純的修片師，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風暴會使一個人有如此失去尊嚴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斷”所做的修片結果，卻使我父親拍攝的這張經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衝擊力。而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可以理解的）破壞呢？

原本那道長長的鼻涕像一道裂紋，將人的生命分裂爲所謂的“新”與“舊”，於是我們會看見歷史的劇變，在劇變中，曾經高貴無比的人上人會被打入地獄。但這並不意味着，曾經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鬥桑頗•才旺仁增的兩個藏人紅衛兵，並未獲得榮華富貴，而且早已亡故。事實上，連家園都已淪喪，每個人都是奴隸；每個人，都會在失去尊嚴之時，難以自控地當衆長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義深遠的照片，卻被修片師自以爲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記錄的力量，也就削弱了歷史的真實性。我曾以爲這樣的舉動可能出自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但我現在認爲，這應該是與對待記憶的態度有關。簡單化的修復雖然讓照片變得沒有瑕疵，卻可能意義大失，令記憶中的關鍵被磨滅，令生命中的悲劇感被沖淡。這一修片會始終提醒我，必須敏銳地捕捉並理解每一個歷史發生的細節，纔可能真正地復原記憶，留下每一道恥感的鼻涕，呈現真實的畫面。

註釋：
[1]詩名《列寧格勒》，選自《曼德爾斯塔姆詩選》，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俄）著，黃燦然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見《懷舊的未來》，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美）著，譯林出版社，2010年。219頁：“每逢到柏林來，我都要這樣做，已經變成我非官方的禮儀。”
[3]引文見《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美）著，譯林出版社，2010年。293頁，“那些穿綠色衣服的暴發戶現在遮蔽了二層東面角落房間的窗戶”。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約翰.F.艾夫唐（美）著，記》，臺灣慧炬出版社，第75頁達賴喇嘛語。
[5]馬恩列斯毛：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
[6]引文見《懷舊的未來》，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美）著，譯林出版社，2010年。334頁，作者註明這首詩是布羅茨基的詩《胴體》。
[7]引文見《小於一》，約瑟夫•布羅茨基（俄）著，黃燦然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隨筆《小於一》。
[8]《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臺灣左岸文化，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