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三)

20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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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图说:《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出版后,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做了一个访谈,应该是出于欲了解在写作这本书多年之后的我,会有怎样的更深入的思考。

前面我简单介绍过,Robert Barnett先生是专研现代西藏历史、政治的重量级学者,于2000年至2017年创办并主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学程,著有《拉萨:有记忆的街道》一书,目前是伦敦大学亚非政经研究学院的资深研究员;Susan T.chen女士来自台湾,因从事当代西藏文化研究,获美国艾莫瑞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卡罗来纳州Wingate大学教授世界文化史的客座助理教授。

两位学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杀劫》独树一帜地记录了西藏历史半个世纪以前重要的一章,对你来说,那段历史的哪些部分是特别地由于《杀劫》的写作、出版而变得清晰起来?

我回答:正如这本书中,我父亲拍摄的约300张照片,最多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是这三个部分:一、象征西藏传统文化的寺院被破坏、佛像被砸、经书被烧,传统地名被更改;二、传统西藏精英人物,如贵族、高僧、官员、商人、医师等,遭到侮辱性的批斗,而这些人物大多数是中共政权进入西藏时的合作者,当时被誉为“爱国上层人士”而给予表彰包括物质上的丰厚待遇;三、中共军队对西藏实行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管制。对于我来说,那段渐渐沉寂在并不算久远的过往却普遍沉默中的历史,正是这三个部分如内幕,是隐痛,被遮蔽;但恰恰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使我在了解、寻访、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中,以及由中文版译为包括英文版在内的几种文字的出版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与修订,而变得清晰起来,无法再被那个霸凌一方的权力者任意改写和重新叙述。是的,在这个权力者的叙述中,面对散布在西藏各地数千座寺院的废墟,至今仍振振有词的说辞是,这一切都是藏人自己砸成这样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正如《杀劫》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照片所展示的场景,然而我正是依据这些照片所访问的众多当事者的讲述,所找到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文件、书籍等,以一种挖掘被当权者遮蔽、修改事实真相的努力,对具有欺骗性的栽赃予以了否定和明确的指控。

两位学者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认识到西藏历史尚未远去的一页,你还希望读者,特别是那些对中国有兴趣却对西藏了解有限的读者, 还可以透过阅读《杀劫》英译版认识到什么、思考些什么?

图说:《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图说:《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我回答:这本书最初是以中文版出版的。在2006年的第一版出版时,被研究文革的中文学者评价为“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除此,鉴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犹如暴风骤雨席卷了整个中国,自1950年中共军队进入就已经被占领的西藏全境,绝无可能幸免地、非常无辜地遭受了巨大浩劫。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灭绝性的破坏,远远超过对中国自己的破坏。文化、信仰、经济、社会等等蒙受的打击导致的创伤迄今难以恢复。就像是,在文革中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虽然在今天已修复一新,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曾遭毁灭,但那只是表面上。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在西藏从来没有终结。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并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尤其在西藏,从文革中获取个人利益的那些发迹者一直掌握着权力,继续获取着利益,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榜样,鼓励着比他们年轻的投机者效尤。而这一批批的人,有汉人,也有藏人,这并不奇怪。就像是《杀劫》中的照片上,那些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去砸寺院、毁佛像、烧经书,侮辱他人的“激进分子”,今天换了个面孔,仍然在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比如在西藏的许多山头布置醒目的政治标语,将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挂在寺院及藏人家里,把五星红旗插在布达拉宫顶上等等,不遗余力地,把共产党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渗入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两位学者的第三个问题是:距离《杀劫》2006年首次在台湾出版,十多年过去了。能说说这期间你的思考、写作,以及拉萨或西藏大环境的变化吗?若让你现在另起炉灶,《杀劫》在哪些方面或何种程度上会不同于它目前的样貌?

我回答:《杀劫》的写作是一种基于历史事件的大量图片的非虚构写作。这种方式对于我个人的写作影响很深。而在这之前,我的写作是虚构类的文学写作,包括诗歌和散文。但在今天,我的诗歌的叙述方式也是叙事的,有事件,有具体地点,更有绵延不绝的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性。我的意思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对于一个有使命的写作者而言,更高于一切。

也因此,我比过去更关注拉萨及西藏的变化。而最大的感受是,在权力者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之下,文化大革命依然在进行中,而且是具有包装性、也因此具有掩饰性的那种革命。比如,近年来,官方声称的对拉萨老城的改造工程,以现代化为名义,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借这片地域,来实现改写历史、建构国家认同,以及商业化与移民化的目的。拉萨老城原本是自然生成的与藏人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域,如今却变成了吸引游客的异域景观,主题公园,而藏人的文化与历史的任何呈现,都必须附属于“中国价值”,而绝不能真实地展现。

如果现在重写《杀劫》,我应该会更深入地去了解围绕照片的每个主题,会更仔细地去检视照片上的每个细节,而不致于有遗漏。尤其是在叙述各种人物的故事时,会更重视每个人的命运,并予以更多的分析和基于更多细节的说明。然而,如果现在重写《杀劫》,我必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在于我可能找不到那么多当事人。我当时找到了七十多位经历文革的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以及随波逐流的参与者,而今天,这些人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离开了人世。当事人的记忆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离开了人世,我又去找谁来对我回忆文革呢?而他们都是《杀劫》的作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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