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有關記錄西藏文革的《殺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訪談(三)


20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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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說:《殺劫》英文版其中一頁。(唯色翻拍)

《殺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出版後,修訂者、編輯Robert Barnett先生與譯者Susan T.chen女士對我做了一個訪談,應該是出於欲瞭解在寫作這本書多年之後的我,會有怎樣的更深入的思考。

前面我簡單介紹過,Robert Barnett先生是專研現代西藏曆史、政治的重量級學者,於2000年至2017年創辦並主持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學程,著有《拉薩:有記憶的街道》一書,目前是倫敦大學亞非政經研究學院的資深研究員;Susan T.chen女士來自臺灣,因從事當代西藏文化研究,獲美國艾莫瑞大學博士學位,現爲北卡羅來納州Wingate大學教授世界文化史的客座助理教授。

兩位學者的第一個問題是:《殺劫》獨樹一幟地記錄了西藏曆史半個世紀以前重要的一章,對你來說,那段歷史的哪些部分是特別地由於《殺劫》的寫作、出版而變得清晰起來?

我回答:正如這本書中,我父親拍攝的約300張照片,最多的、也是最有價值的,是這三個部分:一、象徵西藏傳統文化的寺院被破壞、佛像被砸、經書被燒,傳統地名被更改;二、傳統西藏精英人物,如貴族、高僧、官員、商人、醫師等,遭到侮辱性的批鬥,而這些人物大多數是中共政權進入西藏時的合作者,當時被譽爲“愛國上層人士”而給予表彰包括物質上的豐厚待遇;三、中共軍隊對西藏實行的軍事帝國主義的管制。對於我來說,那段漸漸沉寂在並不算久遠的過往卻普遍沉默中的歷史,正是這三個部分如內幕,是隱痛,被遮蔽;但恰恰因爲這些照片的存在,使我在瞭解、尋訪、記錄和寫作的過程中,以及由中文版譯爲包括英文版在內的幾種文字的出版過程中,需要重新審視與修訂,而變得清晰起來,無法再被那個霸凌一方的權力者任意改寫和重新敘述。是的,在這個權力者的敘述中,面對散佈在西藏各地數千座寺院的廢墟,至今仍振振有詞的說辭是,這一切都是藏人自己砸成這樣的。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正如《殺劫》這本書的一些相關照片所展示的場景,然而我正是依據這些照片所訪問的衆多當事者的講述,所找到的公開或不公開的文件、書籍等,以一種挖掘被當權者遮蔽、修改事實真相的努力,對具有欺騙性的栽贓予以了否定和明確的指控。

兩位學者的第二個問題是:除了認識到西藏曆史尚未遠去的一頁,你還希望讀者,特別是那些對中國有興趣卻對西藏瞭解有限的讀者, 還可以透過閱讀《殺劫》英譯版認識到什麼、思考些什麼?

圖說:《殺劫》英文版其中一頁。(唯色翻拍)
圖說:《殺劫》英文版其中一頁。(唯色翻拍)

我回答:這本書最初是以中文版出版的。在2006年的第一版出版時,被研究文革的中文學者評價爲“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研究中國統治下西藏文革期間情況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迄今爲止,這是關於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間圖片記錄”,“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除此,鑑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猶如暴風驟雨席捲了整個中國,自1950年中共軍隊進入就已經被佔領的西藏全境,絕無可能倖免地、非常無辜地遭受了巨大浩劫。比較而言,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滅絕性的破壞,遠遠超過對中國自己的破壞。文化、信仰、經濟、社會等等蒙受的打擊導致的創傷迄今難以恢復。就像是,在文革中被夷爲廢墟的甘丹寺,雖然在今天已修復一新,從表面上看不出來曾遭毀滅,但那只是表面上。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在西藏從來沒有終結。1976年毛澤東的死亡並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尤其在西藏,從文革中獲取個人利益的那些發跡者一直掌握着權力,繼續獲取着利益,併成爲政治舞臺上的榜樣,鼓勵着比他們年輕的投機者效尤。而這一批批的人,有漢人,也有藏人,這並不奇怪。就像是《殺劫》中的照片上,那些響應毛澤東的指示,去砸寺院、毀佛像、燒經書,侮辱他人的“激進分子”,今天換了個面孔,仍然在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比如在西藏的許多山頭佈置醒目的政治標語,將中共領導人的畫像掛在寺院及藏人家裏,把五星紅旗插在布達拉宮頂上等等,不遺餘力地,把共產黨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滲入西藏的每一個角落。

兩位學者的第三個問題是:距離《殺劫》2006年首次在臺灣出版,十多年過去了。能說說這期間你的思考、寫作,以及拉薩或西藏大環境的變化嗎?若讓你現在另起爐竈,《殺劫》在哪些方面或何種程度上會不同於它目前的樣貌?

我回答:《殺劫》的寫作是一種基於歷史事件的大量圖片的非虛構寫作。這種方式對於我個人的寫作影響很深。而在這之前,我的寫作是虛構類的文學寫作,包括詩歌和散文。但在今天,我的詩歌的敘述方式也是敘事的,有事件,有具體地點,更有綿延不絕的從過去到現在的時間性。我的意思是,非虛構寫作的價值對於一個有使命的寫作者而言,更高於一切。

也因此,我比過去更關注拉薩及西藏的變化。而最大的感受是,在權力者一以貫之的國家意志之下,文化大革命依然在進行中,而且是具有包裝性、也因此具有掩飾性的那種革命。比如,近年來,官方聲稱的對拉薩老城的改造工程,以現代化爲名義,實質上是國家權力借這片地域,來實現改寫歷史、建構國家認同,以及商業化與移民化的目的。拉薩老城原本是自然生成的與藏人的精神生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場域,如今卻變成了吸引遊客的異域景觀,主題公園,而藏人的文化與歷史的任何呈現,都必須附屬於“中國價值”,而絕不能真實地展現。

如果現在重寫《殺劫》,我應該會更深入地去了解圍繞照片的每個主題,會更仔細地去檢視照片上的每個細節,而不致於有遺漏。尤其是在敘述各種人物的故事時,會更重視每個人的命運,並予以更多的分析和基於更多細節的說明。然而,如果現在重寫《殺劫》,我必定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在於我可能找不到那麼多當事人。我當時找到了七十多位經歷文革的人,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以及隨波逐流的參與者,而今天,這些人當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離開了人世。當事人的記憶是最重要的,如果他們離開了人世,我又去找誰來對我回憶文革呢?而他們都是《殺劫》的作者。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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