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達賴喇嘛的外交官是“俄國間諜”嗎?(唯色)
2014.08.18

前不久有幸結識了幾位來自布里亞特的藏學家,都是布里亞特蒙古人,有研究圖伯特歷史的,有研究藏醫學和藏傳佛教的,有研究藏文學的。很欽佩他們除了母語-布里亞特蒙古語-和俄文外,還會英文、藏文、中文,等等。
交談間,得知莫斯科也有類似於北京、成都、蘭州等地的“民族大學”那樣的大學,大致可以翻譯爲“民族友好大學”。最年輕的那位布里亞特學者開玩笑說,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學”,結果比以前更加發現各民族並不友好。布里亞特雖然聲稱是“自治共和國”,但據說就跟西藏自治區差不多(當然布里亞特共和國得到的權利遠多於西藏自治區)。全國一百多萬人口,布里亞特蒙古人才佔30%,其餘70%是俄羅斯人。通用語言是俄語。基本是,布里亞特蒙古人只是在家裏才使用母語。
藏學家Nikolay Tsyrempilov贈送了他與藏人學者Jampa Samten用英文和藏文合著的有關十三世達賴喇嘛與著名的布里亞特喇嘛阿旺多傑的研究著作。其中收錄的有十三世尊者與阿旺多傑相互之間的多份信件。
阿旺多傑,又稱阿格旺•道爾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亞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讓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廈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外交官。他受十三世尊者委託,是1912年12月29日簽訂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圖伯特蒙古條約》(Tibet Mongolia Treaty)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藏方簽約代表,而這份條約旨在宣佈圖伯特和蒙古的完全獨立、脫離滿清政府的統治以及斷絕與中國的一切政治聯繫。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作家達希東日布在《蒙藏往事》文中介紹:“在此條約中,西藏與蒙古庫侖政府互相承認主權獨立地位,序言寫到:‘鑑於蒙古與西藏已經擺脫了滿洲王朝,脫離中國,並且已經變成獨立的國家,又鑑於這兩個國家一直信奉同一個宗教,而爲了讓他們古老又相互之友誼得以強化的目的……’,接下來的各個條款裏載明着友誼、互助、佛教國家的兄弟情誼丶貿易等等。整份文件裏不時使用到藏文‘讓贊’來指稱‘獨立’。”
藏人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在《綜述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圖伯特獨立的若干歷史事件》一文中,稱阿旺多傑是“給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甘丹頗章政府帶來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覺醒的開創性人物,但是…在圖伯特現代歷史中的作用迄今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托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書中,肯定阿旺多傑“事實上他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和虔誠的佛教僧侶,並且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忠心耿耿。”
而阿旺多傑本人,於1938年被共產斯大林迫害致死,時年84歲。
中國政府則極其厭惡阿旺多傑(中文稱“德爾智”),定性他是“俄國間諜”,“非法簽署所謂《蒙藏條約》,宣佈‘蒙古,西藏均已脫離滿清之羈絆,與中國分離,自成兩國’”,對他極盡否定與詆譭。耐人尋味的是,目前在美國的中國憲政學者張博樹,在其新書《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中,用類似中共御用學者的筆法,定義阿旺多傑“是俄國的間諜,以佛教出家人的名義獲得達賴喇嘛信任”,並且大段摘抄中共改寫西藏曆史的社科項目之一《西藏通史——松石寶串》中的相關內容,用以佐證其與中共同出一轍的觀點。
知名國際藏學家、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對中共及張博樹等如此歪曲阿旺多傑的個人歷史,不禁笑道:“阿旺多傑如果是某一方的‘特務’,他就是13世達賴喇嘛的特務。沒錯,阿旺多傑是在實行親俄的政策。但他是爲了圖伯特的利益而非爲了實現沙俄的陰謀。當時圖伯特正在面對英帝的侵略。親俄的政策是對付英帝的自然手段,而且達賴喇嘛在蒙古國流亡時也與沙俄官員進行過政治對話。”
詭異的是,張博樹這樣的國家主義學者,卻被流亡西藏政府負責聯絡華人事務的機構,視爲“提高中國民衆對西藏問題正確認識”的合作人士,推崇備至。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