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前兩版有何不同?(二)
現如今在盛世中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日漸淡出,準確地說,是被淡出。正如奧威爾在《1984》的結尾(多麼悲愴的結尾)寫:“……但是沒有事,一切都很好,鬥爭已經結束了。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而這個“他”,無須道出“他”在書中的名字,因爲“他”是你,也是我。當我在微信朋友圈裏看到人們提及文革是如此小心翼翼,或用漢字拼音的縮寫“WG”替代,或用漢字諧音的“紋格”替代,若不這般掩飾,文章或言論就會被屏蔽。而發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簡稱西藏文革,從來都是敏感詞,從來都會雙倍地被屏蔽,我依據我父親拍攝的近三百張西藏文革照片做的調查採訪和記錄書寫,於2006年出版的《殺劫》一書,在時隔十七年後依然有着,甚至愈發有着觸目驚心的現實意義。
也因此,比較《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之前兩版(2006年初版、2016年紀念版),就我父親在西藏文革期間拍攝的照片所做的說明,我打算選擇其中補充與更改較多的圖文,編輯成多篇帖子發表於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專欄,爲的是讓更多的讀者瞭解並不久遠卻彷彿淡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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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將到來之前的拉薩風平浪靜。一幢幢類似兵營的房屋修築 在過去的大片草地、“林卡”(林園)和沼澤上,是新政府的辦公場地和宿舍。一條條新開闢的街道被命名爲北京路、人民路等。據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報》報導:拉薩市建成了一個以人民路爲中心的、擁有二十五個較大的建築物的新市區。中國官媒記者寫:“一九六五年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中央直接撥專款用於拉薩市政建設,是民主改革後市政建設的第一個高峯。”
二十世紀六○年代的拉薩正在失卻古老而獨特的風貌,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是滄桑之變的見證。
左圖,在布達拉宮斜對面的小山頂,原有建於十七世紀的醫藥利衆寺,但毀於一九五九年三月的解放軍炮火。右圖,是從布達拉宮俯拍的拉薩東南面,左邊的藏式建築爲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堯西達孜的府邸,從布達拉宮東門有小路通往; 左上角依稀模糊的寺院建築是歷史悠久的大昭寺;往東也有不少影影綽綽的藏式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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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達賴喇嘛譽爲“全藏最崇高的寺廟”。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正值藏曆新年期間,按照西藏傳統,在這裏舉行祝福祈願的盛大法會“默朗欽莫”,中文譯爲“傳召法會”。然而,插在寺院之頂的五星紅旗和掛在寺院牆上的標語(用藏漢文寫“……繁榮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卻已表明今非昔比。西藏的靈魂、至高無上的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被迫出走,流亡印度已五年。
據中國官方報導,這次法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和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分別派代表向參加傳召大會的僧衆發放了佈施”。半年之後,十世班禪喇嘛因爲向毛澤東遞交著名的《七萬言書》,直言批評中共對全藏區尤其是對西藏宗教的破壞,而被當作西藏“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遭到批鬥並被撤職。來年的“默朗欽莫”也被取消,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恢復,三年後又被禁止,至今未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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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的祈願大法會“默朗欽莫”。按照傳統,拉薩所有主要寺院的數萬僧人將雲集於大昭寺舉行連續多日的法會,但這一次的規模已大大縮小,在經歷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反抗中共的“拉薩抗暴”(中共稱之爲“西藏反革命武裝叛亂”)之後,西藏(指今中國行政區劃的西藏自治區,以下含“西藏”一詞,有些指西藏自治區,有些指全藏地,如“西藏文革”,視內容而定)自治區十多萬僧尼只剩下幾千人留在寺院。從圖中即可看出,坐滿大昭寺二樓露臺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耐人尋味的是,各種醒目的政治標語也已經包圍了大昭寺。在往日法會期間達賴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懸掛的標語上,用藏漢文寫着“繼續貫徹執行政治統一、信教自由的方針”。這實際上是一條來自強權者的指令,概而言之,即必須聽從中共對西藏宗教的任何措施。另一條懸掛的橫幅用藏漢文寫“各族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自奉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顯露出要用它的大神一統天下的面目。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