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二)

201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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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一着装的红卫兵是从陕西咸阳来拉萨“大串联”的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有藏人,有汉人,也有其他民族。(泽仁多吉摄影)
这些统一着装的红卫兵是从陕西咸阳来拉萨“大串联”的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有藏人,有汉人,也有其他民族。(泽仁多吉摄影)

2001年我两次采访过一位文革中进藏的红卫兵。他叫阎振中,河南开封人,回族,1968年毕业于位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他其实是我当时的同事。确切地说,他是《西藏文学》杂志的主编,而我曾在《西藏文学》杂志做过多年的编辑,所以我们很熟悉。就文革话题,第一次如同闲聊,我做了笔记;第二次我则是录了音的。他是这么讲述那段经历的:

“我第一次进藏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当时我是西藏民院学生,二十二岁。那时我们学校已分成两派:‘农奴’和‘红色造反团’。‘农奴戟’得名于毛主席的诗词中‘红旗卷起农奴戟’一句,这一派在当时有保守派的性质,以藏族为多。‘红色造反团’当然就是造反派了,我加入的就是这个组织,以汉族比较多,还有纳西族,不过我是回族。

……我们应该说是西藏民院进藏的第一批红卫兵。人不少,好几百,光是汉族就差不多两百,藏族也多,但想不起来有多少了。我们是从柳园坐车进藏的。坐的是大卡车。我们到拉萨的时候,北京红卫兵早已经到拉萨了,有好几个学校的。北京来的红卫兵中也有不少藏族。”

“我们刚到的时候住在功德林那个寺院里,不久就搬到二所了。二所以前叫做‘尧西公馆’,是达赖亲属居住的大宅院,这时候是红卫兵接待站,准确地说,是造反派接待站,包括北京红卫兵和我们这一帮。‘农奴戟’住在报社的对面,好像也是哪个贵族的房子。我们的主要活动也就是写大字报,集会,另外就是冲击区党委和军区这一类单位。”

“那时候我们跟拉萨的红卫兵接触不算多,多是自个儿学校的在一起,但只要是造反派,就是战友,比亲兄弟甚至比父母还要亲,相互之间分享的都是自己最好的东西。那时候的红卫兵也没有钱,可以说身无分文,走到哪吃到哪。”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各地红卫兵的进藏路线,除了从柳园经青藏线到拉萨,还从成都沿川藏线到拉萨。北京人程德美在2005年出版的自传《高山反应》中,记载了他与六个男生组织“首都继红长征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发,历时将近三个月,步行五千里的川藏线抵达拉萨的经过。他是北京四十七中的高三学生,其他六人则是北京清华附中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等。他们在《进藏宣言》中宣称要“在五千里的川藏公路上,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让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高原燃遍全国,让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到每一个角落,让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遍地开花”,从中可以窥见红卫兵们竭力“鼓动”沿途的“革命群众”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充沛激情。事实上他们也是说到做到的。虽然回忆并非光彩的往事,作者多的是自我粉饰和缅怀,少的是自我反省和忏悔,但他还是透露,身为“首都红卫兵”的他们,在那些一听说北京就像听见毛主席一样万分激动的边疆民众中,到底还是掀起了破“四旧”的汹猛浪潮。

另外,程德美转录同伴的日记中有一句,在走到进入四川藏区的二郎山林场时,“看见了来自全国的好几支长征队”,这表明,当时从川藏线进入藏地发动文革的红卫兵并不在少数。何况整个藏地还包括已经并入新的行政区划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那些“自治州”、“自治县”等,也因此,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四旧”,有不少确实毁于这一拨拨“大串连”的红卫兵之手,而由他们“鼓动”起来的当地“革命群众”大破“四旧”的热情更是不可小觑。固然,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不如本地红卫兵众多,但中国各地红卫兵尤其是“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以下是2001年我在采访阎振中时,他回忆他作为红卫兵进藏后的经历:

“……我喜欢跑,到拉萨没多久,就和两个男同学去了日喀则。当时扎什伦布寺已经被破坏了,佛殿都被砸了,佛像呀经书呀等等堆的满地都是,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过里面也有好东西,像小金佛或者肯定是年代很久的佛像,那会儿我要是捡个什么东西就不得了啦,但不懂啊,不懂哪些是金的哪些是铜的,……我只捡了一个木头的装饰品,揣在兜里。

“在日喀则听人说亚东的风景不错,我们三个人就又去亚东了。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批人去过了。我们一到亚东,就跟当地的造反派接上了头,住在招待所里。……两天后我们就去爬山,没想到早就被部队给盯上了,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幸亏我们没有往下亚东的方向去,否则肯定会把我们当成偷越国境那一类,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了。当时边境上是不准串联的,不准搞文化大革命的,但不知道亚东怎么会有造反派。而我们这三个外来的红卫兵很显眼,实际上一到亚东就被注意上了,但部队没有半点流露,反而说要帮助我们找车,十天后我们坐上部队的卡车回拉萨了。路过布达拉宫时我还敲车板,说停车,我们到地方了,要去二所。可当兵的回了一句:不行,首长说了,要把你们带到军区去。我觉得不妙,可等到了军区才明白是被抓了。我们被搜身。我的身上除了那个木头什么也没有,幸好没有拿金菩萨,不然一定会有灾难的。

……因为从我们的身上搜不出什么来,所以也没怎么惩治我们,但还是被送到拉萨市公安局给关了将近一个月。我还被审讯我的人打过。他们问我,你们去亚东干什么,有什么特殊使命?我说没有,就是去玩儿。他们不相信,又说我的态度不对。那当然,我们是红卫兵嘛。我还说,你们这么对待红卫兵将来要遭到惩罚。

……我们被关在一起的都是‘造总’,有北京来的红卫兵,还有一个东北的女红卫兵,嘴巴很能说的,记得还有一个本地居委会的头头,是个回族。但我们精神还不错,在外面的战友们还经常来监狱看望我们,送的礼物都是‘毛选’。记得就是在监狱里的时候,发生了‘造总’冲击报社夺权的事情。好像还有摩擦。那会儿还没有武斗,但已经在酝酿之中。不久气候又有利于‘造总’了,于是我们都被释放了,然后就返回学校了。我们是67年1月底走的,在拉萨呆了差不多三个月。”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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