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有關記錄西藏文革的《殺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訪談(五)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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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說:我的父親澤仁多吉。西藏文革圖片攝影者。在文革中抱着出生百日的我。在西藏軍區拍攝。

《殺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訂者、編輯Robert Barnett先生與譯者Susan T.chen女士,對我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令尊於文革期間先在拉薩,後於康區拍攝的照片,顯然是《殺劫》成書的關鍵因素,然而除了提及他當時是人民解放軍的中級軍官和他對攝影的愛好,您在書中對他着墨不多。趁着英譯版的問世,是否可以談談透過書中收入的照片和因着這些照片而重見天日的歷史,您如何理解當時父親,以及他那一代其他參與中共革命、見證文革西藏篇的藏族青年的思維?您認爲他們有遺憾,有不情願嗎?  

我回答:之所以在《殺劫》一書中對我的父親着墨不多,實際上是因爲我有顧慮。我當時甚至連自己的身份都猶豫是否需要公開,考慮過是不是要用化名來署名。這是因爲西藏文革的話題太敏感,出版這樣一本集合了記錄西藏文革劫難的影像和相關調查文字的書,於我一定會有很大的麻煩。但是,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出版不久即被禁,第二年我被解除了在西藏文聯下屬的《西藏文學》雜誌社編輯的職務,而我也不得不離開拉薩,去往北京(這時我已與王力雄生活在一起)。鑑於此,我才用自己的真名和我父親的藏名,2006年在臺灣出版了中文版《殺劫》。事實上,《殺劫》裏面有多位受訪者在書中我還是採用了化名,這都是因爲恐懼的陰影所致,擔心給受訪者帶來困擾。

2016年中文版《殺劫》修訂版出版後,我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談論我父親的西藏文革攝影時,首次公佈了他穿軍裝的照片。但自始至終,如何對外界談論我父親,這其實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心結。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以我父親在中共軍隊中的資歷來說,無疑很長,佔據了他54歲人生中的四十一年時光。他13歲就加入了十八軍——這是最早進入拉薩的中共軍隊。他突然病故之前,是拉薩軍分區副司令員,算得上是比較高階的軍官。我從小知道他對軍隊有感情,他甚至因爲不願意脫下軍裝,而拒絕去做“地方上”(中國說法)的官員。然而,他又拍攝了中共政權對他由衷認同的民族和由衷熱愛的家園造成如此劫難的照片。所以在寫作《殺劫》時,我總是忍不住會想:他爲什麼拍攝這些照片?爲什麼要很珍視地保存下來?

我也和我母親討論過這個問題。我母親認爲,我父親只是熱愛攝影,看到什麼事件都會拍。但我認爲,可能不全是這樣。可是我父親去世時我才25歲,沉浸在遠離現實的詩歌藝術中,並沒有同父親交談過與這些照片相關的話題,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直到我用父親的相機在他拍攝過的地點再次拍攝的時候,我特別真切地感覺到父親就像站在旁邊,覺得他拍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機去記錄這些事件和場景,至於他爲誰記錄,我無法代言。他是解放軍軍人,共產黨員,去世前是拉薩軍分區副司令員,我不能替他說他拍這些照片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但我認爲,他拍攝下來並且悉心保存是有他的想法的。就像我知道,如果他還在世,對西藏的現狀一定會有不滿,會有批評,但會不會像我一樣成爲一個反對者,一個背叛者?他應該不會,或者說肯定不會。

我還經常這樣想,我父親如果不以軍人爲職業,一定是會選擇攝影的,但命運卻讓他作了一輩子的軍人和一輩子的攝影愛好者。然而,命運更進一步地,卻讓他的攝影與我有關,結果是:那些他珍藏多年的照片,似乎是專爲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圖索驥的方式,去調查、去了解西藏曆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並如實地記錄在《殺劫》這本書中。2019年10月有一個攝影展在耶魯大學所在的City gallery展出,正是我父親拍攝的這些照片。兩個月後,在他的忌日那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寫道:這些照片都是我父親在至關重要的歷史時刻拍攝的,他用相機和他的真心做了無法被遮蔽和修改的敘事,在他離開今世的忌日,我以生爲他的女兒而自豪。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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