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造之文革中的拉薩改名記（三）（唯色）

2、羅布林卡變成“人民公園”

對於西藏這個絳紅色的佛國而言，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都是法王達賴喇嘛的宮殿。當然，矗立在拉薩這片河谷地帶之中的神山——“瑪波日”（紅山）上面的布達拉宮更爲悠久、顯著和高貴，它早在1300多年前，圖伯特君主松贊干布時期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權，統一西藏，成爲全藏至高無上的僧俗領袖，而他的另一令人矚目的成就，即在佛經中授記的觀世音菩薩之道場的神山上築建布達拉宮（由第司•桑傑嘉措完成）。規模宏偉的布達拉宮從此成爲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徵，而他自己不但深居於此，圓寂於此，珍藏其法體的靈塔也安放於此，這成爲後世達賴喇嘛所承襲的傳統。

始建於七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羅布林卡，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間之中的環境，總是爲以後的歷代達賴喇嘛所鍾愛。每年初夏，達賴喇嘛遷往羅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薩盛大的節日，但見明媚的陽光下，脫下沉重冬衣的人們無論貴賤貧富皆傾城而出，手捧潔白的哈達，夾道護送心目中的觀世音菩薩移駕夏宮。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裏也憶舊：“辭別我在布達拉宮的陰暗臥室，無疑是我全年最歡愉的一日。……這時節，正值芽萌葉出，到處湧現新鮮的自然美。” 1954—1956年，羅布林卡裏修建了一座兩層樓的新宮“達旦明久頗章”，意爲“永恆不變的宮殿”，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寢宮，裏面的陳設頗具現代化，但不料三年之後，羅布林卡竟成爲他未來長達近六十年流亡生涯的起點。在傳記中，尊者達賴喇嘛這樣回憶1959年3月17日深夜，最後一次來到護法殿的情景：

“我推開沉重而吱吱作響的門，走進室內，頓了一下，把一切情景印入腦海。許多喇嘛在護法的巨大雕像的基部誦經禱告。室內沒有電燈，數十盞供燈排列在金銀盤中，放出光明。壁上繪滿壁畫，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壇上的盤子裏。一名半張面孔藏在陰影裏的侍者，正從大甕裏舀出酥油，添加到供燈上。雖然他們知道我進來，卻沒有人抬頭。我右邊有位僧人拿起銅鈸，另一名則以號角就脣，吹出一個悠長哀傷的音符。鈸響，兩鈸合攏震動不已，它的聲音令人心靜。我走上前，獻一條白絲的哈達。這是西藏傳統告別儀式的一部分，代表懺悔以及回來的意願……”[8]

幾天後，在拉薩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猛烈炮火中，羅布林卡變成屠戮之地，無數藏人被當作“叛亂分子”在這裏流血喪命，多年以後，在一些建築上仍可見深深的彈痕，在紅牆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羅布林卡因此成爲西藏曆史上最爲血腥一幕的無言見證。

“寶貝園林”從此名不副實，雖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沒有了達賴喇嘛的羅布林卡還是羅布林卡嗎？大概這也正是新政權所考慮到的，那麼以人民的名義來重新命名豈不順理成章？具有造反精神的紅衛兵小將們率先宣稱：“‘羅布林卡’原來是達賴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達賴是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總根子，我們堅決不能要達賴的臭名做勞動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9]

於是，正如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報》所描述的：“從早晨起，‘人民公園’（原‘羅布林卡’）的革命職工就滿懷激情地在門口迎接紅衛兵和革命羣衆的到來。早在幾天前，他們學習革命小將的革命精神，經過充分醞釀討論，決定支持紅衛兵的倡議，把‘羅布林卡’改名爲‘人民公園’。並將一些帶有欺騙羣衆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門的紅瓦頂上插上五星紅旗，以表示向舊世界宣戰的決心。這天，紅衛兵抬着巨大的‘人民公園’牌子走來，他們就跑向前去迎接並親手接過牌子掛在大門上。這時，全體職工激動地擂起鑼鼓，和幾千名革命羣衆的鑼鼓聲、歡呼聲響成了一片。前來遊園的職工羣衆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盡情讚頌人民公園在革命的烈火中誕生。”

而這天，因出身“三大領主”之家，爲逃避學校裏的批鬥，與一位躲在羅布林卡寫書的藏文老師相伴的拉薩中學學生德木•旺久多吉，親眼目睹了羅布林卡變成“人民公園“的一幕。他回憶說：

“拉薩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遊街的第二天，羅布林卡裏的園林工人組織的紅衛兵造反隊，跑來抄我和龍國泰老師的宿舍，把我們的東西全都扔到羅布林卡的大門口，還把我的相機裏的膠捲扯出來曝光。當時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畫，像‘措吉頗章’就是‘湖心亭’那裏面原來有很好的壁畫，但這些壁畫在‘破四舊’時都被砸得亂七八糟。我們的收音機也被說成是‘收聽敵臺’的證據，可說實話，‘敵臺’在什麼地方我還真不知道。他們勒令我倆在大門口低頭站着，站了一上午。當時還來了很多紅衛兵，不過沒有我們學校的，是別的學校的。他們聚集在一起，要給羅布林卡換上一塊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園’。後來學校來了一輛馬車，上面坐着幾個紅衛兵，拿着紅纓槍，把我們押送回了學校。”

既然將羅布林卡改爲“人民公園”，爲何不把在1959年“平叛”中被解放軍的炮彈轟炸的布達拉宮，改名爲“人民宮”或者別的什麼呢？這兩座往昔的宮殿不都是“三大領主”的總頭子“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封建堡壘之一”嗎？據說確曾有人建議過將布達拉宮改爲“東方紅宮”，而“東方紅”恰是被比喻爲紅太陽的毛澤東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徵。後來儘管未曾改名，卻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號“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置於布達拉宮的金頂前俯瞰拉薩全城，並仿照北京天安門城樓，在布達拉宮左側豎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標語牌，右側豎立“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標語牌。有一度，還將五星紅旗插上布達拉宮，把毛澤東巨幅畫像高懸其間。當然，迄今那面五星紅旗還插在布達拉宮頂上的。

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第三年，北京政府做出調和姿態，與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長達三十年之後第一次建立聯繫，積極響應的達賴喇嘛委派參觀團赴全藏各地視察，《雪域境外流亡記》中記錄了由達賴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領的參觀團回到拉薩重返羅布林卡時的情景。其中一段是這樣描寫的：

“除了新宮那個院子之外，它裏面的花園不過是一片灌木叢。這裏的殿堂亭閣只剩下了一副外殼，而且搖搖欲墜，僅僅增加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動物園，裏面有些假山和猴籠。二名中國男女領着他們參觀樸素的兩層樓新宮，參觀團聽了他們的解說詞，這些解說內容有關西藏領袖的生活方式，平時是講給爲數不多的一些參觀者聽的。他們對參觀者說，‘這是達賴睡覺的地方，這是他喫飯的地方，這是達賴會見他母親的地方。這是他的電唱機，這是他的電扇。’最後洛桑三旦插話了，‘我對你們講的十分清楚，難道你們不認爲我該告訴你們：你們這是在什麼地方嗎？這座宮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經天天都在這裏工作。’他們沒有再解說下去，而趕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們清楚。’過了不久，參觀團從格桑頗章門前經過，這是羅布林卡內的一座大宮殿，曾是國家舉行重要活動的場所。他們發現正門上了鎖，因此從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從破舊的窗洞裏看到了裏面的大殿。殿堂裏面一堆毀壞了的具有幾百年歷史的佛像、頭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達二十五英尺。導遊解釋說，‘這些東西是我們從人們手中搶救下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毀壞它們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們。他們搶走了珠寶金子，事實上，假如我們沒有保護這些佛像的話，它們也會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頗章內的那堆毀壞的佛像，就離開了官方招待他們的地方，大步走到宮殿前門的臺階上向人們發表講話，這違背了他與中國人達成的諒解——決不發表公開講話。”[10]

至於今天，雖然拉薩城裏還是有人把羅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園”，但那曾經高懸在絳紅色的舊日大門上方，猶如君臨一切的巨幅毛主席畫像和“人民公園”的牌子早已不見，羅布林卡又恢復了從前的名字。可是，這片到處晃盪着行爲隨便的遊客、充斥着旅遊紀念品的所謂羅布林卡，還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園”更爲名副其實。

註釋：

[8]《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161—162。

[9] 《西藏日報》1966年8月26日第一版。

[10]《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頁403－404。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