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文化大革命在拉萨的开始(一) (唯色)

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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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1966年8月19日,拉萨五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唯色提供)
图说:1966年8月19日,拉萨五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唯色提供)

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藏名泽仁多吉,汉名程宽德)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多,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与《西藏记忆》两本书,被认为是“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2012年至2014年,我用我父亲的相机在他文革时拍照的地方再做拍摄,将22张照片及补充的一万多字收入《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于2016年5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再次出版。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至今,《杀劫》被译成藏文版和日文版并出版,《西藏记忆》被译成法文版并出版。而明年会在美国出版英文版。需要强调的是,十二年来,据我所知有太多的中文读者想阅读这两本书,但因一出版就成了中国的禁书,虽然一直在台湾的书店有售,却很难进入中国境内。作为文字作者的我,故在此以专题的形式来介绍这两本书所再现的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如何在拉萨开始。

记得2001年夏天,在布达拉宫昔日演示宗教舞蹈“孜古多羌姆”、而今蜂拥中国各地游客的“德央厦”(东欢乐广场),布达拉宫管理处的研究员达瓦次仁(于2002年夏天病故,终年57岁。1964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1970年毕业)对我说:“发生在西藏的文革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可以说每一步都与内地,尤其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北京怎么说,西藏就怎么说;北京怎么做,西藏就怎么做。”作为最早就学于中国的最高学府的一名藏人,这段话正是他个人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佐证。1966年8月初,这位“翻身农奴”的子弟,亲身领会到充满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组织是如何首先在清华大学产生继而蔓延开来的气势,在巨大的感召或者说鼓动下,他与低他一个年级的阿旺次仁满怀革命的热情回到拉萨。

而那时的西藏早已是文革之火正在燎原。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已经“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文革期间唱遍西藏并流传全中国、如今仍然盛行不衰的革命红色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当达瓦次仁和阿旺次仁在母校拉萨中学作动员报告时,看见校园里从老师到学生大多已是臂带袖章的红卫兵。

1966年8月19日,在毛泽东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掀起以“砸烂旧世界”为口号的破“四旧”浪潮。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于是就有了破“四旧”和立“四新”。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新”则正好相反,意味着共产党代表的一切。党的两大喉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鼓动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大革命,拉萨积极响应。

被中国共产党从所谓的“封建农奴制”下“解放”才不过十七年的西藏,可谓集“四旧”之大成,不花点力气,好好地大破特破一番,怎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因此,就整个藏地的中心——拉萨而言,一是破坏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是西藏宗教的灵魂——大昭寺;二是批斗“牛鬼蛇神”,大都是代表旧西藏“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寺院、庄园主的专用名称),包括相当一批曾为中共“统战”的“爱国上层人士”,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

翻开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头版都以醒目标题记载了下列事实:

8月26日,《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
8月27日,《拉萨红卫兵向旧世界发动猛烈攻击》;
8月28日,《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
8月29日,《破旧立新的革命风暴席卷拉萨全城》;
8月30日,《拉萨红卫兵闻风而动决心在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
8月31日,《拉萨红卫兵破旧立新宣传活动深入居民庭院》。

这些报道,仅仅标题已为我们展现西藏文革伊始颇具气势的宏大图景。什么是“铁扫帚”?什么是“横扫旧世界”?什么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一场又一场异常激烈的政治化、军事化行为,就这样被这些文学化的语言取代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象得到在那曾经千年宁静的雪山佛国,有过怎样的红色恐怖狂飙反复不停地席卷一切,演绎了一幕幕弥漫腥风血雨的人间悲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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