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西藏文革：文化大革命在拉薩的開始（一） （唯色）

1999年起，我依據我父親（藏名澤仁多吉，漢名程寬德）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後期也有一些）拍攝的數百張照片，在拉薩、北京等地做了長期的調查、採訪和寫作，歷時六年多，訪談七十多人，於2006年，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殺劫》與《西藏記憶》兩本書，被認爲是“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2012年至2014年，我用我父親的相機在他文革時拍照的地方再做拍攝，將22張照片及補充的一萬多字收入《殺劫》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於2016年5月由臺灣大塊文化再次出版。

《殺劫》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至今，《殺劫》被譯成藏文版和日文版並出版，《西藏記憶》被譯成法文版並出版。而明年會在美國出版英文版。需要強調的是，十二年來，據我所知有太多的中文讀者想閱讀這兩本書，但因一出版就成了中國的禁書，雖然一直在臺灣的書店有售，卻很難進入中國境內。作爲文字作者的我，故在此以專題的形式來介紹這兩本書所再現的發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說的是文化大革命如何在拉薩開始。

記得2001年夏天，在布達拉宮昔日演示宗教舞蹈“孜古多羌姆”、而今蜂擁中國各地遊客的“德央廈”（東歡樂廣場），布達拉宮管理處的研究員達瓦次仁（於2002年夏天病故，終年57歲。1964年在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學習，1970年畢業）對我說：“發生在西藏的文革絕不是孤立的事件，可以說每一步都與內地，尤其與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事實上，在文革期間，北京怎麼說，西藏就怎麼說；北京怎麼做，西藏就怎麼做。”作爲最早就學於中國的最高學府的一名藏人，這段話正是他個人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佐證。1966年8月初，這位“翻身農奴”的子弟，親身領會到充滿造反精神的紅衛兵組織是如何首先在清華大學產生繼而蔓延開來的氣勢，在巨大的感召或者說鼓動下，他與低他一個年級的阿旺次仁滿懷革命的熱情回到拉薩。

而那時的西藏早已是文革之火正在燎原。自從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來”，“一條金色的飄帶”就已經“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了。這首在文革期間唱遍西藏並流傳全中國、如今仍然盛行不衰的革命紅色歌曲，再形象不過地說明了這半個世紀來北京和西藏的特殊關係。當達瓦次仁和阿旺次仁在母校拉薩中學作動員報告時，看見校園裏從老師到學生大多已是臂帶袖章的紅衛兵。

1966年8月19日，在毛澤東接見來自中國各地的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掀起以“砸爛舊世界”爲口號的破“四舊”浪潮。按照毛澤東的思想，不破不立，破舊才能立新。於是就有了破“四舊”和立“四新”。所謂“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謂“四新”則正好相反，意味着共產黨代表的一切。黨的兩大喉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鼓動全國人民用實際行動進行文化大革命，拉薩積極響應。

被中國共產黨從所謂的“封建農奴制”下“解放”纔不過十七年的西藏，可謂集“四舊”之大成，不花點力氣，好好地大破特破一番，怎會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因此，就整個藏地的中心——拉薩而言，一是破壞以寺院爲象徵的傳統文化，首當其衝的是西藏宗教的靈魂——大昭寺；二是批鬥“牛鬼蛇神”，大都是代表舊西藏“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三大領主”（這是中共給予傳統西藏的政府、寺院、莊園主的專用名稱），包括相當一批曾爲中共“統戰”的“愛國上層人士”，將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難逃被專政的下場。

翻開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報》，連續6天頭版都以醒目標題記載了下列事實：

8月26日，《拉薩紅衛兵舉起鐵掃帚橫掃舊世界》；
8月27日，《拉薩紅衛兵向舊世界發動猛烈攻擊》；
8月28日，《拉薩紅衛兵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四舊”》；
8月29日，《破舊立新的革命風暴席捲拉薩全城》；
8月30日，《拉薩紅衛兵聞風而動決心在鬥爭中進一步向解放軍學習》；
8月31日，《拉薩紅衛兵破舊立新宣傳活動深入居民庭院》。

這些報道，僅僅標題已爲我們展現西藏文革伊始頗具氣勢的宏大圖景。什麼是“鐵掃帚”？什麼是“橫掃舊世界”？什麼是“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四舊’”？一場又一場異常激烈的政治化、軍事化行爲，就這樣被這些文學化的語言取代了。如果不是身臨其境，誰能想象得到在那曾經千年寧靜的雪山佛國，有過怎樣的紅色恐怖狂飆反覆不停地席捲一切，演繹了一幕幕瀰漫腥風血雨的人間悲劇？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