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當我們談論天花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二十六)
13、我沒心沒肺地打了疫苗(上)
六月初,在北京的一個開始炎熱的日子,鑑於打算在八月回到三年未歸的拉薩,瞭解到不接種疫苗恐怕會是一個問題,我就去附近新華大街的某個疫苗接種點打了疫苗。整個過程顯得沒心沒肺的,我連倏忽間給胳膊上打進去的是什麼疫苗都忘了問。第一針疫苗,毫無任何不適。二十天後打第二針疫苗,纔想起問穿白大褂的女子是什麼疫苗。“科興,”白衣女子京腔十足地回覆。我倒也不懂這疫苗有什麼特別,但如果被別人問起,總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答覆。不過這次覺得睏倦,乏力,好像還有些發燒。我於是心安理得地睡了幾個小時,然後看了一部懸疑驚悚英劇,連看六集也實在是缺乏自制力。
從去年2月新冠/武肺爆發,到現在的這個疫情足夠漫長,禁閉防疫的日子每一天都相似雷同,仿若時光靜止,我亦以緩慢的方式一邊閱讀相關文字一邊寫着相關文字,包括詩歌與這篇長文,就像是一種欲對瘟疫深入瞭解的共處方式。而這樣的方式讓我漸漸悟覺到:這個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彎的,而是圓的。沒錯,世界是圓的,就像藏傳寺院門口畫的斯巴括洛(Sipé Khorlo,六道輪迴圖或生死流轉圖)那麼圓。人類瘟疫史上的衆多瘟疫們,由天花到新冠,無非是換了個面孔又來了。
霍普金斯說【1】,天花這種古老的病毒可能捲土重來,但“將不再是一種自然爆發的疾病,而是被有意用作一種生物武器”,“假如天花變成一種生物武器再度爲禍人間,我們都將難於倖免——到時不論你的出生地、居住地、財富還是所受教育,都不能庇護你”。當然這不是說今天的新冠就是天花的變異,未來會不會如他所說誰也不知道,人們只要不健忘不失憶就是幸運,但如果一定要健忘與失憶,那也沒辦法那也是因果,我自然沒有更多的話可說。
前面說過,我只是因爲受到新冠這個大流行的影響才產生了對天花的興趣,卻不由自主地拐入了歷史的那些幽暗小巷。小巷處處佈滿深坑,最終形成無底深淵。我倒不是說有誰掉入了深淵,只是在穿梭於小巷時,會發現許多重要的地理座標的說明都被修改了,而且修改的幅度還很大,稱得上是面目全非,以至於關於小巷的故事整個是望不見底的深淵。當我看清這一點,只有一個願望:想知道正確的故事是什麼樣子的。
最近看了一部美國紀錄片《苦艾》(Wormwood),大致講述的是權力機構出於宏大理由,而令同袍將質疑者/立場不堅定者祕密處決,被殺害者的兒子畢生投入對真相的尋找中,別人都惋惜他浪費了本來可以很精彩的人生,但他認定自己失去的是無價的,所以付出的犧牲肯定是無限的。他執着地說:“正確地敘述這個故事是很重要的。”一個獲得過普利策獎卻並不肯公開這個真相的記者說,也或者,被權力者有意識地改編這個故事的過程,已經成了整個故事的一部分。
也因此,正如這篇文章所寫的,就像我和落藏永旦博士的探尋,僅僅是想知道這個故事的真相而已:六世班禪喇嘛洛桑·貝丹益希到底死於天花,還是死於誤診,還是死於政治暗殺?或許他死於什麼之手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點。有些人會認爲他死得其所。有些人則會認爲他死得不得其所。無論“得其所”或“不得其所”,他千里迢迢赴死於北京這個事實,已經足以爲後來的諸多變局,以及今天的、未來的覆水難收,提供了必要的也是無法逆轉的開局。
死於什麼不重要。怎麼死的也不重要。那個最終得知父親死亡真相的兒子悲傷地說,“這就像苦艾,怎麼樣都是苦的。”唉,貝丹益希這個圖伯特人太善良了,面對那個世間法的經驗遠遠超出他無數倍的僞善長者,從始至終說不出一個“不”。過於善良意味着愚蠢啊,不但陪葬了無可挽回的無價之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也在迄今仍在進行的凌遲中滿地血水,這也太悲慘了,我想哭。
註釋:
【1】:《天國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納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躍明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